宪法发展与刑法目的的生成
曾明生
内容提要：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法性根基，是指刑法目的生成过程中，导引并制约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法目的、价值观以及宪法条文。宪法发展对刑法目的具有导向和制约作用，我国应构建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
关键词： 宪法发展 刑法目的 生成
刑法的目的，就规范意义而言，是指在社会力量的作用或影响下，国家制定和适用刑法，积极追求刑法的某些特定功能、作用和价值所期望达到的理想结果；它也应是不同层级目的的总和。前者更侧重于狭义上的刑法目的；后者（目的总和）却是广义上的刑法目的。 但是，刑法目的不是无缘无故地生成（产生和形成），而是具有其特定的生成基础。现代刑法目的的生成根基大致有三：一是宪法性根基，它指刑法目的在生成过程中根植于宪法中的基础，包括宪法目的、价值观以及宪法条文，当然包括宪法修正案的有关内容。二是客体性基础，即可能被择定为刑法目的内容的那些对象，如刑法（客观）功能、作用和价值等。三是社会性基础，它指刑法目的生成过程中，刑法目的主体在追求与选择客体性目标以及反馈宪法性根基时，起制约作用的各种社会性背景。本文仅探讨宪法发展与刑法目的的产生和形成。
一、宪法发展对刑法目的生成的导引和制约
宪法是变化发展的。从世界宪法史看，宪法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革命宪法”，二是“改革宪法”，三是“宪政宪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强调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意味着中国宪法在经历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曲折后开始从“革命宪法”向“改革宪法”转变。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应高瞻远瞩，继续推进宪法改革，逐步完成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的历史性转变。 因此，我国刑法的制定从以“改革宪法”为根据将向以“宪政宪法”为依据转变。宪法基础在变革，由此生成的刑法目的也须随之变化发展。这是刑法目的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否则，不与发展中的宪法性根基相适应，必将破坏宪法之为根本法、母法的尊严，乃至破坏法治。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发展的）宪法性根基对刑法目的生成的指导及制约作用。为更深刻地研讨这一问题，这里有必要涉入宪政改革及宪政建设的理论领域。
（一）宪政与宪政宪法
给宪政下一个完整定义的努力近乎徒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中外学界在宪政概念的整体上有较大差异，它们主要表现在宪政的目的、核心和精神等方面。我们认为，宪政是出于对约束与限制公共权力而出现的一种消极性的政治结构体制,它与民主之间有着深层的、彼此消解的扩力,整合它们间的矛盾、平衡其价值冲突是确立民主宪政国家的关键。宪法及其价值观如自由、公正、民主和法治等构成了宪政的基础因子。宪法及民主是宪政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法治是宪政的制度框架与结构，自由、人权和公正是宪政的主要目标。当然，一定意义上民主和法治也略带宪政目的的色彩。
宪政宪法，是以宪政为主要特征的宪法。“宪政宪法”出现于革命或改革已基本完成并确立宪政体制和法治原则之后。这时不仅有宪法，而且有宪政；不仅有法律，而且有法治。宪法真正享有最高法律权威，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一切活动，都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一切权力危机，皆为宪法的危机。一切重大改革，皆是合宪的改革。惟有如此，宪法方可成为定国安邦与长治久安的基石。
（二）指导并制约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政基础
指导和制约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政基础，本文特指我国的宪政改革与宪法修改甚至“宪政宪法”。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国家一切法律所由产生的“母法”。一般认为，法律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即使强调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但它也是发展的。既然我们处在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转变的历史时期，知晓当前宪法必须改革的基本内容已是当务之急。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宪法改革应着眼于通过加强对权力的规范、监督和制约，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宪法改革应当围绕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公民权利。” 可喜的是，今年3月我国宪法修正案已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确定为一项宪法原则。这是中国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迈向法治和宪政时代的一大历史性进步，而且这也为立法和司法机关在面对不同利益的权衡时能够做出有利于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解释和推理提供了宪法依据。此外，学界通常认为，应参照中国已经签署或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对现行宪法已有的权利体系做必要的补充、修改。同时，应集中考虑解决《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中国法律的协调问题。譬如，在人身权利方面，研究如何从立法角度改革劳动教养制度、收容教养制度和刑事诉讼中的人身权利保护制度等。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宪法权利的救济应当通过宪法改革加以改变。因此，在我国宪法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转变过程中，随着宪法权利救济机制的日益完善，宪法（包括宪法目的及价值观）对刑法目的和刑法规范生成的导引、约束与钳制作用将不断加强。亦即，以上宪政改革以及宪法修改乃至“宪政宪法”的最终形成，将是指导和制约我国刑法目的生成的重要的宪政基础。
（三）发展中的宪法性根基对刑法目的生成的导引和制约机理
如前文已述，宪法性根基包括宪法目的、价值观以及宪法条文。有学者认为，任何国家的宪法都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宪德”，即不可以也不应当直接在法院里适用的伦理和政治的原则、纲领和惯例，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二是“宪律”，即可以并应当在法院里适用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若依此划分，则“宪德”涉及“宪法条文化”的宪法目的、宪法价值观及其非“宪律”的条文，而“宪律”只能是除“宪德”外的一些宪法条文而已。宪法目的、价值观及其宪法条文（含“宪德”、“宪律”）对刑法目的的指导和制约，其机理主要表现在：
我国宪法所确认的法价值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等，是宪法条文的内在精髓与基本理念，而刑法规范的制定与适用，必须遵循宪法原则及规范，同时蕴涵其对宪法目的、价值观的追随。换言之，宪法根本法的地位，首先体现于它的导向功能，即刑法目的及刑法规范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应当顺应宪法（目的、价值观及条文）的指引，而不得与之抵触；其次，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才是表现为宪法（目的、价值观及条文）的最高约制力。这种约制力又反过来保障其导向功能的发挥。当然，宪法约制力的强弱依赖违宪审查机制的完备程度。当下我国违宪审查机制不健全，宪法的约制力较弱，它的导引力也因之大大降低。由于宪法的生命在于运用，即如果宪法不能被运用到生活中去，那么就注定不会有人在乎它，它就永远只能停留在纸上，而非刻在“公民的心中”，因此，为了避免宪法导引力的缺损，重要的步骤是，实行宪法变革，尤其是违宪审查机制应及早完备。
总之，不论刑事立法者还是（广义）司法者的刑法目的， 都应合乎宪法目的、宪法价值理念及其条文精髓的基本要求。惟有如此，方可使刑法目的及其生成具有宪政意义的合宪性。
二、构建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
由于宪政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并且宪政文明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更重要的是，建设“宪政中国”势在必然， 因此，惟有立足于宪政基础上应然建构的刑法目的，才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既有前瞻性又有合理性。
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主要是充分保障人权和自由，同时追求在国家政治权力有限收缩条件下的秩序与安全。宪政意义上的刑法目的，应是符合“宪政宪法”的目的。保障人权和自由是宪政及“宪政宪法”目的之基本内容和要求。通常认为，刑法的合宪性问题以往没有受到重视，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宪法观念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宪法规范被虚置；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刑法观念中缺乏受宪法制约的意识，即简单地把刑法视为惩治犯罪、打击敌人的工具，而没有提及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因此，构建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必然要求我们真正树立宪法观念，增强宪法制约的意识，加强人权的保障等等。另外，“限政”基础上的秩序与安全作为宪政意义的刑法目的，也是“宪政宪法”目的的重要内容，而国家政治权力有限收缩，正是宪政目的的基本要求。虽然宪法的限制作用，是在双重意义上理解的，即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但因为宪法对刑法的限制是在特定时期发挥刑法制裁力、防止刑法被滥用以及尽量扩大公民权利与自由的积极保障，所以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是根本，“限政”基础上的秩序与安全因此也是“宪政宪法”目的影响刑法目的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我们仍应关注宪政意义上的刑法及刑法目的与宪法目的的关系。一般而言，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刑法又是实现国家宪法目的的手段。申言之，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是刑法规范与宪法目的及条文之间的中介与桥梁。刑法规范及刑法目的应受宪法目的、价值观及条文的指导及其限制。因为宪法是刑法最根本的渊源，刑法来源于宪法，而且受制于宪法，所以也可以说，刑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不以宪法为根据的刑法目的及刑法规范，违反宪法的刑法目的及刑法规范，都无存在的理由和根据，而且刑法规范也是无效的。可见，国家刑事立法权、司法权和刑罚权与公民权利的合理配置的根本依据，应当是“宪政宪法”的条文及其所蕴涵的法治目的和价值观。惟有如此生成的刑法目的才具有合宪性、合理性及道统性（即体现人本与自由）。
当然，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已开始注重从宪政角度构建刑事法律和刑事法治，这无疑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强调的合宪性大多局限在法规范的层面上。笔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之宪政意义，内含刑法目的之合宪性的追求。宪政不仅是刑法规范的基础，而且首先应是刑法目的之基础。考察刑法的宪政基础，不仅是对刑法规范合宪性的审视，也是对刑法目的合宪性的考量。作为立法与司法动力源的刑法目的接受合宪性的考量，理应首当其冲。不论立法者的刑法目的，还是（广义）司法者的刑法目的，都应当加强人权保障的份量。我们应着实贯彻实施刑法基本原则，尤其是当前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应继续清除刑法功能和价值取向上的陈腐观念，为罪刑法定原则入宪，以及为刑法领域建构违宪审查制度作好理念准备。基于国权主义刑法观较强的特殊的法律文化背景，我国宜将罪刑法定原则写入宪法，以强调该原则蕴涵的人权、自由及公正等目的价值在“一般意义上的至上地位”，并对违宪审查机制加以完善，增强其确定性、稳定性和保障性。由此极大地彰显政治文明、法治、公正及其人道，而对这些目标、价值的追求，也与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秩序之价值目标相辅相成。我国正进行宪政改革、现已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一项宪法原则,行将步入“宪政宪法”时代，建设“宪政中国”。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必将为罪刑法定原则入宪和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提供重要契机。
作者简介：曾明生（1971-），男，江西人，汉族，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硕士。笔者谨此感谢本人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屈学武教授就本文写作所提出的宝贵指导意见。本文已发表于《法学杂志》2004年第3期。
注释：
印发广东省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通知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粤府办〔２００８〕５２号
印发广东省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东省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业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省监察厅反映。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广东省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行为，促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能，保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及时、公正、高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正常的行政秩序，保护行政相对人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广东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各级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和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行政过错，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破坏行政管理正常秩序或损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后果的行为。
前款所称不履行职责，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等情形；不正确履行职责，包括无合法依据或不依照规定程序、规定权限和规定时限履行职责等情形。
第四条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惩处与责任相适应，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范围
第五条 行政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过错责任：
（一）不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上一级规范性文件的；
（二）贯彻落实国家的方针政策或执行政府的决定、命令不力，影响政令畅通的；
（三）无正当理由未按时完成政府部署的工作任务，影响工作大局的；
（四）拒不执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行政复议决定以及行政监督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无正当理由不采纳行政监督部门提出的建议的；
（五）违反规定发布规范性文件或颁布行政命令的；
（六）维护公共安全或者督促整改安全生产隐患不力，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的；
（七）采取行政措施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处置群体性事件明显失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八）滥用职权，非法干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
（九）对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查处的；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行政机关在实施内部管理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过错责任：
（一）不按照规定程序决策的；
（二）在制作、运转公文过程中出现重大错误的；
（三）违反文件管理规定，致使文件、档案、资料等泄密、损毁或者丢失的；
（四）违反保密规定，泄漏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行政相对人隐私的；
（五）不按规定管理和使用公章，造成不良后果的；
（六）无正当理由未按时完成工作任务，致使工作贻误，造成不良后果的；
（七）不服从内部管理，拒不接受正常的岗位调整或工作安排的；
（八）不遵守考勤制度，工作时间擅离职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九）其他违反行政管理制度造成不良后果的。
第七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开与告知义务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过错责任：
（一）不履行主动公开义务，应当公开的信息不公开的；
（二）不依照规定的形式和期限实施公开的；
（三）公开的内容不全面、不准确、不真实，或者对行政相对人隐瞒应当提供的政务信息的；
（四）对公开的内容应予说明解释而不予说明解释的；
（五）公开不应当公开的政务信息的；
（六）其他违反政务公开和行政告知有关规定的。
第八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许可、审批行为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过错责任：
（一）擅自设立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或者继续执行已经取消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审批申请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或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审批申请违规予以受理的；
（三）擅自增设行政许可、审批程序或条件的；
（四）受理行政许可、审批后不依法出具书面受理凭证或对申请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不予受理又不依法说明理由的；
（五）擅自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许可、审批的；
（六）对依法受理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
（七）无正当理由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申请材料的；
（八）要求申请人购买指定商品或接受特定有偿服务的；
（九）对涉及多个部门的行政许可，不及时主动沟通、协调，相互推诿或拖延不办，或本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完成后不移交或拖延移交其他部门的；
（十）非法收受押金、保证金或行政许可费用的；
（十一）其他违反行政许可、审批工作规定的。
第九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征收、征用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过错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或不按法定权限实施行政征收、征用的；
（二）未按法定范围、程序、时限实施行政征收、征用的；
（三）隐瞒、截留、挪用或私分行政征收、征用款物的；
（四）依法应予补偿而未予补偿或未按时、按法定标准予以补偿的；
（五）其他违反行政征收、征用工作规定的。
（六）违反规定只行政征收、征用而不提供规定服务或只提供部分服务的；
（七）被征收单位或个人对行政征收、征用提出异议，不依法告知救济权利和途径的；前款所称行政征收，包括征税、行政收费等事项；行政征用，包括征用土地等。
第十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检查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过错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实施行政检查的；
（二）未按法定权限、程序和方式实施行政检查的；
（三）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行政检查职责的；
（四）对在行政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不依法处理的；
（五）违反规定损害行政检查对象合法权益的；
（六）其他违反行政监督检查工作规定的。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过错责任：
（一）无法定依据或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
（二）超越法定权限实施行政处罚的；
（三）违反规定设立行政处罚事项或者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四）擅自将行政处罚权委托给其他单位或个人行使的；
（五）对应予制止或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或随意处罚，显失公正的；
（六）对已构成追究刑事责任的行政案件，不移交司法机关而以实施行政处罚结案的；
（七）下达或变相下达罚没指标的；
（八）违法处置罚没或扣押的财物，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九）其他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过错责任：
（一）无合法依据或违反法定程序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超越法定时限、权限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
（三）非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致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人身、财产权利受到侵害的；
（四）其他违反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行政复议职责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过错责任：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的；
（二）不按规定转送行政复议申请的；
（三）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
（四）在行政复议活动中有徇私舞弊或其他渎职、失职行为的；
（五）其他违反行政复议工作规定的。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行政赔偿义务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过错责任：
（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逾期不予行政赔偿的；
（二）不按法定赔偿标准实施行政赔偿的；
（三）作出行政赔偿决定后，未依法责令应当承担责任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行政赔偿费用的；
（四）对不属于行政赔偿范围的申请予以行政赔偿的；
（五）其他违反行政赔偿工作规定的。
第三章 行政过错责任划分与承担
第十五条 行政过错责任分为直接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第十六条 承办人未经审核人、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负直接责任。
承办人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致使审核人、批准人不能正确履行审核、批准职责，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负直接责任。
承办人不依照审核、批准的内容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负直接责任。
第十七条 承办人提出方案或意见有错误，审核人、批准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或者发现后未及时予以纠正，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审核人负主要领导责任，批准人负重要领导责任。
第十八条 审核人不采纳或改变承办人正确意见，经批准人批准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审核人不报请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九条 批准人不采纳或改变承办人、审核人正确意见，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未经承办人拟办、审核人审核，批准人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条 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讨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决策人、持赞同意见的班子成员负直接责任。
第二十一条 上级机关改变下级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上级机关负责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二十二条 承办人不履行规定职责导致行政过错行为发生的，负直接责任。审核人或者批准人指令承办人不履行规定职责的，或指令、暗示承办人按其意图实施过错行为的，作出指令的人员负直接责任。审核人作出的指令经批准人同意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四章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方式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的追究方式分为：
（一）批评教育；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通报批评；
（四）调离工作岗位；
（五）辞退；
（六）责令辞职；
（七）免职；
（八）处分。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单独或合并适用。
行政机关公务员的处分，适用《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及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受到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的，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第二十四条 对行政机关的过错，视情况给予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处理，并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追究行政首长及其他责任人的行政过错责任。
第二十五条 根据情节轻重、损害后果和影响大小，行政过错分为一般过错、重大过错和特别重大过错：
（一）情节轻微、造成损害后果或者影响较小的，属一般过错；
（二）情节严重、造成损害后果严重或者影响较大的，属重大过错；
（三）情节特别严重、造成损害后果特别严重或者影响恶劣的，属特别重大过错。
第二十六条 对于一般过错，对有关责任人员单独或者合并给予第二十三条第（一）、（二）、（三）、（四）项处理。
对于重大过错和特别重大过错，按照第二十三条第（六）、（七）项规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 聘任人员犯一般过错的，给予第二十三条第（一）、（二）、（三）项处理；三次犯一般过错或犯重大过错、特别重大过错的，按第二十三条第（五）项处理。
第二十八条 行政过错行为涉及两名以上责任人的，根据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分别予以追究。
第二十九条 行政过错责任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理：
（一）故意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
（二）拒绝纠正过错的；
（三）干扰、阻碍对行政过错进行调查处理的；
（四）对控告人、检举人、投诉人、证人及相关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
（五）其他应当从重处理的。
第三十条 除特别重大过错外，行政过错责任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处理：
（一）积极配合调查或者有其他立功表现的；
（二）主动纠正错误，有效制止损害后果扩大的；
（三）其他应当从轻处理的。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主动发现过错并及时纠正，未造成损失或者不良后果的；
（二）行政相对人弄虚作假，致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无法作出正确判断的；
（三）出现意外或因不可抗力致使行政过错行为发生的；
（四）其他可以不予追究的。
第三十二条 因行政过错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涉及赔偿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章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的主体和程序
第三十三条 行政机关的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由监察机关或其上级行政机关实施。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过错责任追究，由本行政机关负责，但按照人事管理权限不属于本行政机关管理的除外。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机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管理权限的有关规定，对行政过错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必要时可以联合调查处理。
第三十四条 除本办法规定的行政过错责任情形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机构应当进行调查，以确定实施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过错责任：
（一）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具体行政措施有违法情形，被上级机关或者主管机关依法撤销的；
（二）经行政诉讼，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的；
（三）经行政复议，上级机关变更原处理决定，或撤销发回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四）在上级或同级人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中，被认定错误，要求予以调查处理的；
（五）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诉、检举、控告的；
（六）政府政务督查机构对逾期不能完成政府工作或领导批示、交办工作两次就同一事项发出催办通知书的；
（七）监察机关、审计机关、政府法制工作机构等行政监督机关要求调查处理的；
（八）新闻媒体披露存在明显行政失当情形的；
（九）其他应当进行调查的。
第三十五条 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投诉、控告，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机构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审查是否有事实依据并决定是否受理。
经审查有事实依据的，应当予以受理；没有事实依据的，不予受理。属于其他单位管辖的，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移送。
实名检举、投诉、控告的，应当书面告知受理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第三十六条 决定调查的案件，应当在3个月内调查完毕。情况复杂的，经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个月。
第三十七条 调查行政过错案件，应当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期间发现行政过错行为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利害关系人并听取其意见。
第三十八条 调查处理行政过错行为实行回避制度。调查人员与行政过错行为或责任人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回避。
第三十九条 上级机关要求处理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名检举、控告、投诉的，应当书面告知其处理结果。
第四十条 调查处理行政过错案件，应当听取被调查人的陈述和申辩，并做好记录。作出的处理决定应当及时告知行政过错责任人。
第四十一条 行政过错责任人对处理决定不服提出申诉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规定办理。
第四十二条 对行政过错责任人作出的处理决定，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应当依照管理权限进行备案。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四条 本暂行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