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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个案件审理情况比较裁决理念的差异
案例一房产继承纠纷：A是一个老职工，享有一处福利分房的使用权。在房改中，单位通知，若付款7万，即可得到产权。A有子B、C、D和女儿E（在国外）。D有一子F（即A之孙）。A、D、F共同生活。
得知可以购房后，A决定购房后给孙子F，F也愿意接受。A将自己的想法分别告诉了B、C、D、E，他们均表示同意。于是，F出资7万，以A的名义将房屋购入，并按照单位的规定，办理了以A为名的房产证。F又出资5万进行了装修。F向其祖父A提出，写一份遗嘱。A认为，自己的子女不会反悔，不会因为这个事闹矛盾。写了反而会伤害感情，就没有写。但是，A在日记中两次写了将房屋给孙子F，其它人也同意的话。几年以后，A生病住院，其女儿E从国外回来探视。在病床前，A当着B、D、E、F的面再次谈到房子给孙子F。F提出，要求其姑姑E为他证明。E表示同意。这个谈话，F保留了一份录音。
不久，A去世，C起诉，要求分割A的房产。法院通知B、D、E为被告出庭。
审理后，法院判决①房产没有过户，仍是A的财产；②A没有书面遗嘱；③日记虽然记录了A的意见，但不能认为是遗嘱；④录音虽然是真实的，但没有得到A的同意，所以无效；⑤虽然病床前A对B、D、E、F谈了自己的一贯看法，并且这个意见在庭审中为B、D、E、F所证实，但是因为B、D、E是法定继承人，F对争议财产有利害关系，故三人的证言不能采信。最后，法院判决：①由法定继承人BCDE平均分割A的房产。②F所出的购房款和装修款，参照市场增值情况，法定继承人以24万元返还给F。
案例二加工承揽纠纷：甲是一个著名的餐饮业不锈钢厨用餐柜生产商。甲以其优秀的外观长期饮誉业界。乙是一个饮食业的经营公司。乙为了在其饭店前庭增加外卖业务，招标制造30个不锈钢外卖柜台、送货车。在竞标中，甲出价最高。但因其历史上的商誉甚隆，乙决定从甲厂订货。在正式签约前，乙公司的总经理（经营餐饮的专家）亲临甲厂考察、说明乙方的购货目的、技术要求，甲方给予热情接待和承诺。于是，签约。不料，签约后甲厂内部人员变更、生产管理一时疏松，造成了质量下降。交货时，乙方当即指出甲供部分货物的外观存在烧（焊）痕，因不锈钢板变形，存在明显的波浪纹。甲、乙双方在协商中即发生了口角，彼此都说了一些伤害感情的话。于是，乙方在收货后拒绝支付货款。不久，甲起诉乙，请求支付全部货款并承担违约金。乙得知后辩称：货物质量有瑕疵，因此不能给付货款，并且提起反诉，请求更换外观有瑕疵的产品。
甲方的理由是，乙方接受了货物并且用于外卖业务，甲的产品具有相应的使用功能。乙方拒绝付款，构成了违约。甲承认货物存在乙所称的问题，但双方在合同中并未约定外观的质量标准，国家也没有具体的标准。
乙的理由是，外观质量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是双方都承认的。甲在工商局注册时有一个备案的标准。这个标准应该是履行合同的依据之一。
最后判决的结果是：①乙方支付无瑕疵产品的货款；②乙方承担迟延给付前项货款的违约金；③甲方更换外观存在瑕疵的货物；④乙方在更换的货物验收合格后给付甲方相应的货款；⑤甲方因交付了有瑕疵的产品，承担相应的违约金。
这两个案件的审判中，审判人员都叙述了判决的理由。从他们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们裁决的理念有很大的差别。
对第一个案件，审判中，审判人员除去前面提到的观点以外，他强了A的处分自己财产的方式方法不严格，因此造成了没有适格的遗嘱，给其身后的纠纷打下了基础。
笔者认为，该审判员的做法和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
首先，A表示愿意将房屋归其孙子F，从一系列的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来看，都认为是A的真实意思。其次，这个真实意思的表示的法律性质显然是赠与。因此，当A在世的时候，该项财产的处分就已经完成。至于没有办理过户手续，是一个客观情况，但不能因此就说A没有准确、真实地表明自己对财产处分的意见。另外，房地产登记、过户，是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对当事人一致意思表示的记载，并不是对当事人一致意思的审查和批准。因此，审判人员认为，没有进行过户，该房产就是A的，A生前的处分是无效的，错误的理解了立法的目的。
另外，从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的关系而言，审判人员的理解也是错误的。正确的观点是，遗嘱继承是首要的，法定继承是一个补充。也就是说，首先要尊重财产所有权人的意思。在特殊情况下，因为实在是无法查清财产所有权人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才引用法定继承去处理其身后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以法定继承处分死者的财产应该说是符合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公平。
不能采取相反的理解，即，尽量以法定继承的方式处理死者所遗留的财产，把法定继承放在首位。在遗嘱存在瑕疵或者是虽然有其它证据可以证明死者生前愿望时，以其没有书面遗嘱为由，悍然裁定以法定继承的方式处分死者的财产。
以本案而言，日记是A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均承认A分别和法定继承人B、C、D、E说明了将房屋给F；有录音证据，所有当事人均认为录音是真实的；F出资购买房屋、出资进行了装修。这一切足以证明A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审判人员片面的强调没有办理过户，就是没有将房屋给F，背离了A的真实意思。
对案件二的审理，笔者认为是值得称道的。首先，审判者在判决书中指出，争议双方均认为，甲是一个以产品质量优秀著称的企业。这是本案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这方面的高度一致的看法就说明，在签订合同时，双方就存在一个共识：乙方将会得到与甲方商誉相一致的产品。从法律意义上应该这样理解这个共识：对乙方来说，是签订合同的目的；从甲方来说，是其对合同义务的总体承诺。乙方说，自己付出了招标时的最高价格；甲方对此不做否认。这一事实足以证明了以上共识。因此，审判人员认为，甲方提供有外观瑕疵的产品，构成了部分违约。
另外，乙方计划将购置的设备使用在面对众多客户的销售场所，产品具有预期的外观，以产生良好的销售形象，是乙方的合同目的之一。所以，不能简单地将“使用功能”解释为合同目的。《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对当事人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这个约束力贯穿到合同订立、合同履行和合同履行以后。合同双方在订立合同之前没有利益联系。合同订立以后，就组成了具有利益依赖性的一个关系体系。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关系体系中的各方都应该以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任何一方片面强调自己一方的利益、甚至是损害对方利益，都应该认为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须知，任何合同都不可能把将来的一切，将来可能发生的所有情节都规定的清清楚楚。所以，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关系体系中的各方都要以诚实信用原则自律。在有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对方的合理利益。在本案中，甲方应该、而且能够准确了解乙方以最高价格向其定制产品的目的。这个目的，抽象地说，就是要购买符合其商誉的优质产品。具体的说，就是将合同产品用于经营地点，借助甲方产品的优秀外观，产生良好商业形象，进而获得更多的商机。正是因为甲方具备这个能力，才获得了乙方的信赖。然而，因为甲方的设备存在外观瑕疵，不仅没有达到改善乙方企业形象的目的，反而有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审判人员也注意到，本案合同中对烧（焊）痕并没有明确的质量标准，但双方当事人均承认《不锈钢厨房设备操作台行业标准》是甲方在注册商标时的备案标准。备案标准是甲方通过国家行政机关向社会的公示，所以，在没有明示的排除性约定的情况下，该标准应该成为履行本案合同的依据之一。
所以，应该认为甲方提供了有外观瑕疵的产品是违约的。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乙方对无瑕疵产品也拒绝付款，是错误的。固然，因为甲方产品的瑕疵使乙方很不愉快，但是，接收了的合格的产品就应该及时付款。以“一怒之下”的心态处理彼此的争议，也是不可取的。
需要指出的是，甲方的委托代理人精明地抓住了双方合同中没有对外观烧（焊）痕的约定，拒绝乙方的请求，从代理人在职责来说，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审判人员不能因此就看不到客观真实。审判人员应该透过双方的证据正确判断合同的目的，确认签订合同时双方的真实意思，然后以自然公平的角度处理争议。
这两个案子的具体情节是绝然不同的。但是，审理人员的裁判理念差异却是很清楚的。
继承案的审判人员比较机械地着眼于证据，认为只要证据不严格，即使是可以推知死者生前的愿望，也不能支持。承揽加工案的审判人员则从证据表明的客观事实出发，判断了合同的目的，以此为依据进行了裁判。
笔者认为，审判中，审判人员的良知和从良知引发的洞察力，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良知能够在复杂的或者是当事人举证方面存在瑕疵时，从社会正义出发正确地处理纠纷。使判决产生扶持公序良俗的效果。否则，把法庭变成玩弄法条玩弄诉讼技巧的场所，对建立和谐社会将产生负面的影响。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基本特征

钟 黎 明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按照有关规定产生的人民监督员，代表人民群众，依照宪法赋予的权利，独立地对检察机关部分案件行使监督权，以促进公正执法的一项民主监督程序。在实践中，该制度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特征，即监督性质的民主性、监督机制的独立性、监督功能的预防性、监督手段的直接性、监督方式的多样性。这些特征使该制度区别于其它的监督（如党委的监督、人大的监督、政协的监督、舆论的监督等），彰显出独特的自身价值和法制功能。
一、监督性质的民主性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本质特征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群众通过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直接行使监督权的新途径，体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其制度来源于我国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组织活动原则，反映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与国家、国家机关间（包括上下级国家机关间）的关系。民主集中制也是检察机关组织活动的原则，因此，民主集中制也就成为，确立反映人民群众与检察机关关系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律依据之一。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我国监督体系中，属于民主监督的范畴。这种监督的民主性，首先体现在人民监督员是代表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监督。虽然现行法律上还未明确规定人民监督员制度，但是我们可以从《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和第二十七条“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的规定，找到实行这项民主监督制度的法律依据。其次，在制度的设计上也体现了民主性的本质特征。一是以会议的形式对监督案件进行评议；二是人民监督员评议案件实行票决制，表决意见以多数票为准；三是每次会议推选一名主持人，轮流主持；四是少数意见也一并记录在案，供检察长和检委会审查。再次，民主性还体现在人民监督员组成的广泛性上。人民监督员经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来自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身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正因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民主性，使得这项制度赢得了社会公信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人民监督员的民主监督与人大的监督不同。人大的监督是权力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对监督对象行使监督权时，所作出的决议、决定具有强制性，被监督对象必须执行。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不具有强制性。人民监督员的民主监督与政协的监督不同。民主监督不是政协监督的专用名词，政协的民主监督是指民主党派的监督，其监督的主体是民主党派。而人民监督员的民主监督是指人民群众的监督，监督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 众。
二、监督机制的独立性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程序特征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建立，是现行检察制度基本框架内的一项制度创新，“新”就新在其自身机制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程序设计上的独立性。它是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的一个独立环节，既不影响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又不与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或其它监督机制混同，是一种独立的程序性监督。二是监督运行方式的独立性。（1）人民监督员评议案件时，案件承办检察官只介绍案情和适用法律的情况，不参加评议案件；（2）检察机关的其它人员，除担任记录的工作人员外，也不参加旁听；（3）人民监督员评议案件独立发表意见。三是人民监督员地位的独立性。人民监督员不依附于任何单位或组织，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独立评议案件。既不站在当事人一边，也不站在检察机关一边。四是表决结果的独立性。评议表决意见直接送检察长审查或进入检委会，不需其它环节的审批。五是人民监督员身份的独立性，可以以监督员名义应邀列席检委会或参加有关执法检查。六是监督形式具有独立性，是来自检察机关以外的外部监督。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独立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其相对性体现在：第一，人民监督员制度不能脱离检察制度框架而单独存在。第二，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评议意见不是一经作出就生效，它必须接受检察长及检委会的审查采纳后，才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效力。第三，监督范围是有限的、相对的。主要是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的三类案件（不服逮捕决定、拟撤销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实施监督，而不是对检察机关所有案件的监督。第四，监督权的行使是有限的。对应当监督的案件，也不是介入案件的立案、侦察全过程，而是对案件处理意见作程序性的监督。第五，检委会可以否决人民监督员的表决意见。综上，也可以把独立性表达为相对独立性。
三、监督功能的预防性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价值特征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预防功能上。所谓预防功能，是指人民监督员依照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对一些可能出现的滥用职权的行为和违法后果，提前实施程序监督和事中监督，从而有效地防止权利滥用的情况和违法后果的发生，以促进检察机关公正执法。其它监督往往是事后监督，是对既成事实的违法状态和行为进行的监督。就其监督的对象来讲，已不具有预防功能。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预防性应是创立这项制度的立法意图和实施这项制度的终极目的。当然，这种预防功能是一种制度上的预防，不能简单地作为评价、衡量检察工作好坏的标准。就具体的个案而言，人民监督员监督评议的意见，仅对案件的处理产生影响，而不是评价检察官能力的依据。因为不同人，不同的法律水平，不同的角度，对同一案件作出不同的看法和结论，是极正常的，也是工作职责所允许的。即使被人民监督员会议否决的拟办意见，也不能得出拟办意见是滥用职权的结论。否则案件承办检察官将不会冒这个风险，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从而回避这个监督程序，这样的结果显然有违该制度创设本意（如果有证据证明确有滥用职权的事实存在，属另一法律关系，应由其它监督程序监督，比如人事监督程序或检委会监督程序去处理）。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预防功能是相对独立性存在的必要条件，相对独立性又是其价值和功能得以发挥的重要保障，二者缺一不可。我们可以从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和我国的陪审员制度相比较，来认识相对独立性对其制度功能作用的影响。尽管这两种制度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特点，但不可否认，陪审团制度比陪审员制度对司法审判结果的影响更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陪审团在司法程序中具有相对独立性。在有陪审团审理的案件中，案件事实和犯罪是否成立，由陪审团决定。法官只解决程序和法律适用（包括量刑）问题。二者相互独立，相互制约，共同完成了对案件的审理，同时又独立显现了各自的作用。有陪审员参加审理的案件，陪审员是合议庭组成人员，陪审员不但可以对案件事实，而且可以对法律适用发表评判意见，对案件具有表决权。但是，其表决意见与合议庭多数意见一致时，才能决定审判结果。其作用已溶合在法官的审判权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陪审员制度的作用不能独立的显现出来，其价值与功能很大程度上起象征性作用。通过比较我们看出，一项制度在实践中能发挥多大程度的功能作用，其相对独立性特征起了决定性因素。新创设的人民监督员制度，显然吸收了其它制度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四、监督手段的直接性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权利特征
所谓直接性，就是指监督手段直接对监督对象发生监督作用。其它监督机制大多是“事后监督”，其作用往往要由监督对象自己启动内部的审查、决定程序，才使监督发生作用，具有间接性。人民监督员对案件的监督，直接参与在办案过程之中，是典型的“事中监督”。监督意见直接启动检委会和上级检察机关的审查程序而起作用；人民监督员还可以直接向承办案件的检察官了解案情和法律运用的情况，有权了解案件的证据材料；可以直接对案件进行评议，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甚至否决案件的拟办意见。这种带“刚性”的监督，弥补了民主监督往往是事后监督的不足，使民主监督提前介入到办案过程之中，对案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监督手段的直接性，也使这种外部监督有了“权威性”，有了“权利”的特征。有权利就有压力，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客观上，也给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带来了一定的外部压力。一是时间压力，在刑诉法规定的办案期限内，承办检察官要提前将案件送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二是工作压力，承办检察官要将材料准备更充分，用语准确，具有说服“外行”的能力，因为没有人喜欢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三是思想压力，促使案件承办检察官提高自己的廉洁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接受监督意识。所以，案件承办检察官会更加注重案件质量，公正执法，从而使人民监督员制度对检察权的行使起到约束和制约的实效。
五、监督方式的多样性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职能特征
人民监督员制度赋予人民监督员多种监督职能，其中对检察机关“三类”案件的监督，是最主要的一种职能。同时，人民监督员还具有应邀参加执法检查、调查和听证会；应邀列席检委会；对发现问题提出批评、建议；转交人民群众投诉、控告等职能。这些职能是通过多种多样的监督方式来实现的。1、从监督介入阶段性来看，有事前监督（如执法检查）、事中监督（评议案件、列席检委会等）、事后监督（如批评、建议）。2、从监督的手段来看，即有直接监督，又有间接监督。3、从监督的力度来看，即有刚性（提出否决性意见）的监督，又有柔性（提出建议性意见）的监督。4、从监督的主体来看，即可以以集体的方式（监督员会议）进行监督，又可以以监督员个人身份进行监督。从这些监督方式的多样性可以看出，新创设的这项监督制度，既吸取了其它监督制度的长处，又避免了其短处。在监督过程中，人民监督员能够针对不同的监督事项行使不同的监督职能，使这项制度既有可操作性又有灵活性，充分体现出这项外部监督制度的优越性和职能特征，从而发挥出良好的法制效果。
综上所述，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建立，是检察机关深化外部监督机制的创新，是现行检察制度中增设的一种民主监督程序，对促进检察机关公正执法，限制权利滥用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应当及时总结实践经验，尽快启动立法程序，使该制度法律化，推动我国检察制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