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对行政诉讼证据采用标准的司法分析

李俊杰


　　我国现在正着力于司法制度的改革，力求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就行政诉讼而言，这对行政诉讼证据提出了更高要求。司法公正不但要实现审判的实体公正，而且要实现审判的程序公正，怎么做到审判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除严格依照实体法、程序法、进行审判工作外，还必须注重在证据的采用标准这个基本环节上，必须遵循统一且明确具体的证据采用标准，以便于查清案件事实，进而实现全部的司法公正。笔者在这里，主要从证据的一般采用标准即客观性标准、关联性标准和合法性标准三方面对行政诉讼证据的采用标准进行探讨。
　　所谓证据的采用标准,指证据的可采性、适格性,就是说如果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符合法律对证据的基本要求,就可以被采用为证明活动的证据。行政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行政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材料。它是人民法院确定案件的法律事实，并对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理等作出正确裁判的根据①。行政诉讼证据是行政诉讼的核心，行政审判的每一道程序都离不开证据，人民法院通过举证、取证、质证及认证等环节，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将相关法律规范适用于该事实，并作出裁判，从而完成全部诉讼活动。因此，在行政诉讼证据的采用上，必须遵循诉讼证据的采用标准。
　　一、在审理行政案件中采用证据应遵循证据的客观性标准
　　证据的客观性是指证据应该具有客观存在的属性，或者说，证据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一种法律上的相对的客观真实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绝对的事实真相 ②。无论是在刑事、民事、行政等诉讼活动中，还是在仲裁、公证、监察等非诉讼法律事务中，采用的证据都必须具有客观存在性。《行政诉讼法》第32 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主要是认定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三项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当被告行政机关不能举出证据证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客观事实时，就由被告承担败诉的的结果，原告并不因为举不出证据反驳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而败诉。
　　行政纠纷的产生一定是基于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客观事实，它必然会留下痕迹，引起一些变化。如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作出，处罚决定书即是书证。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其本质属性是客观存在性。当事人对对方提供的证据的客观性作出评判时，一般包括两种意义：一是对作成的真实性，二是对其所记载、表述、体现的内容真实性。如被公安机关处罚的原告对公安机关出具的有关口供笔录持异议，就需要查清究竟是对制作笔录的真实性有异议呢，还是对笔录中所记载的内容有异议，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因此，具体的行政诉讼证据举证活动中，人民法院在采用证据方面应遵循证据的客观性标准。行政诉讼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证据的内容必须具有客观性，必须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虽然这种反映可能会有错误和偏差，但是它必须以客观事物为基础。纯粹的主观臆断，毫无根据的猜测，以及梦幻中的情节和迷信邪说的咒语，即使被当事人提供为证据，也不具有可采性。其次，证据必须具备客观存在的形式，必须是人们可以某种方式感知的东西。无论是物证、书证，还是证人证言、鉴定结论，都必须有其客观的外在表现形式，都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行政案件的举证活动中，被告所举的证据更要如此，如果对案件有关情况的反映仅存在于某人的大脑之中，没有以证人证言或当事人陈述等形式表现出来，那它就不具备证据的可采用性。
　　在此需要指出一点，行政诉讼证据具有客观性，但是证据并非纯粹客观的东西，而是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相互结合的产物。例如，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国家行政机关所举的证据，比如陈述和证人证言，显然是有关人员主观上对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的认识结果。正因为如此，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等证据中才存在着不符合案件事实的可能性。严格地说，任何形式的证据中都包含有人的主观因素。有人认为，物证就是纯客观的证据，其中没有任何主观因素。美国著名法庭科学家麦克唐奈曾经说过：“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会说谎，证人会说谎，辩护律师和检察官会说谎，甚至法官也会说谎。惟有物证不会说谎。”这种理解不无偏颇。物证自身固然可以说是客观的，没有主观因素的，但是物证自身却不能证明案件中的任何问题。任何物证要想证明案件中的有关事实，必须与有关人员的行为联系起来，必须依赖于有关人员的活动。在行政案件中，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那么原告自己能够证明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事实吗？难！首先原告要将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各个环节进行一一审查，举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还要找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然后要对它进行质证，以便确定它与案件事实的联系。而在这一过程中，现在均由被告来负有举证责任，它也就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有关人员的主观因素。由此可见，任何证据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有人的主观因素。这正是我们依靠证据处理案件时可能发生错误的根源之一，也是必须对各种证据认真审查评断的原因之一。因此,在行政诉讼证据的采用上必须遵循证据的客观性标准。
　　二、在审理行政案件中采用证据应遵循证据的关联性标准
　　证据的关联性又称相关性，是指证据反映的事实必须与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在行政诉讼活动中，客观事实多种多样，但不是所有事实都是特定行政案件的证据，只有与案件事实有内在联系的证据才能被采用。人民法院应从客观的角度，认识、把握诉讼证据的关联性，明确证据的方向，以便查清案件的事实。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普遍的和绝对的。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只不过这联系的形式和性质各不相同。严格地说，即使在所谓“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间，人们也总可以找到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证据与任何案件事实之间都具有关联性。但是这种普遍存在的关联性显然不能作为司法和执法活动中采用证据的标准，而只能作为我们研究和理解证据关联性的出发点。行政案件中，被告必须通过大量证据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如果行政机关把一些与所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无关联的、不合法的证据在庭审中一一出示，宣读，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的证据杂乱无章、毫无顺序地让原告辩认，那么，就会出现，在没有关联性的证据中找不到作出个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这一事实存在着某种关联的证据，即证据不被采用。
　　在具体的行政案件证据举证过程中，在采用证据方面应遵循证据的关联性标准。在行政案件证据的关联性标准上，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证据的采用重点应放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所取得的证据。行政机关在作出某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先取得实施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充分证据，然后才能作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如果证据不足，行政机关即不能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即使作出，法院也可以判决撤销。可以说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行政机关取得的证据，对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关联性起着决定的作用。行政机关举证不在于多，而在于所举证据有无证明力，尤其是所举的证据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性，这就为法院分析判断并采用证据打下良好的基础。
　　笔者在此讲到被告应重点出示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所收集的证据，并不是说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后，行政机关就不能收集证据。只要在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证据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具有关联性，那么也可以作为定案依据而被采用。《行政诉讼法》第34 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被告经法院批准，仍可以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证据。对这些证据的范围行政诉讼法未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经法院准许可以收集证据，这些证据的范围是有限的，法院的“权”也是有限的。如果法院可以允许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补充任何证据，法院并以此为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那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就不能在行政诉讼中得到体现，这条法律基本原则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被告可以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收集证据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经法院准许可以补充相关的证据：1、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2、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其在被告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人民法院也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才能有权允许被告向原告或其他人收集证据或补充证据。
从司法证明的角度来说，采用证据的关联性标准要求每一个具体的证据必须对证明案件事实具有实质性意义。换言之，一个证据的使用必须对证明案件事实或其他争议事实有确实的帮助，因此又可以称为证据的“证明性”。但是，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性”有大有小，有强有弱，而司法证明活动要受多种因素的限制，不可能无限期无范围地进行下去，所以作为证据的采用标准，证明性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或水平。
　　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在评价证据的关联性时一般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时间和人力的耗费是否允许采用该证据；另一个是该证据的采用是否会给证明带来不必要的干扰或混乱。还要把证据的关联性标准分解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这个证据能够证明什么事实；第二，这个事实对解决案件中的争议问题有没有实质性意义；第三，法律对这种证据的关联性有没有具体的要求。通过回答这三个问题，人们就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具体证据的关联性了。
　　三、在审理行政案件中采用证据应遵循证据的合法性标准
　　证据的合法性大概是我国证据法学领域内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一派学者认为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或者说合法性是证据的基本特征；另一派学者则认为证据不必具有合法性，或者说合法性不是证据的基本特征。如前所述，只要不在证据概念的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在证据的采用标准上讨论这个问题，人们的观点就容易统一了。作为证明根据的材料无论是否具备合法性，都可以称为证据，但是每一件证据能否在具体的司法和执法活动中被采用，还要看其是否具备合法性。无论是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中，无论是在仲裁、公证、行政处罚还是行政监察中，合法性都是采用证据的重要标准之一。
　　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标准，指人民法院采用某一证据，该证据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该证据应符合法定的形式，并且该证据的取得应符合法定的程序，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被采用。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应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证据的主体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例如，不具备鉴定人资格的人做出的鉴定结论当然也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标准；此外，行政机关超越其法定权限收集的证据，亦属于主体不合法的证据，不能采用；第二，证据的形式必须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我国相关诉讼法规定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上必须有鉴定人员或勘验检查人员的签名盖章，因此那些没有上述人员签名盖章的鉴定结论和勘验检查笔录就属于形式不合法的证据，不能采用；另外，如果法律规定证明某种关系存在的证据必须以书面形式，或者必须经过公证，那么不具备相应形式的证据也就不能采用；第三，证据的收集程序或提取方法必须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如果作为行政诉讼被告人的行政机关这样做了，那么其收集的证据也因程序不合法而不能采用。
　　在行政案件审理活动中，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将普遍性规范适用于特定的人、事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包括事实性行政行为和程序性行政行为，程序性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的某种实体行为作出以前履行先行程序的行为。因此，在行政机关举证之前，应要求其向法院说明证据的基本情况和应证的事实。首先要求行政机关出示、宣读或介绍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证据，即法定程序举证，如行政文书送达回证、告知笔录、审批程序表格等。具体行政行为可能因违反法定程序而被撤销，因此行政诉讼中被告必须提供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的程序性证据；其次，被告应向法院出示、宣读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具体行政行为的每一个事实要件，都应当有相应的证据支持。如果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就是空中楼阁。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是否有证据支持。因此，行政机关向法院出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是行政诉讼举证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是“程序”、“实体”并重，所以在要求被告出示这方面证据时，也应同样对待。
　　在行政案件的合法性标准上，还要着重在行政机关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范围大、条文多、专业性强，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这些规范的了解受到很大限制，就是审判人员对这些规范也了解不够。所以，法律明文规定行政机关应向法院提供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在庭审时行政机关必须当庭出示，宣读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并当庭质证。在此笔者要强调的是在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中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 、法律层级排列有序、其法律效力依次递减，因此在庭审时，审判人员应要求被告重点出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其次是地方性法规，再其次是行政规章。
采用行政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必须以特定的法律规定为前提。对于不同的司法或执法活动来说，法律规定的证据采用标准不同，证据合法性标准的含义也就有所不同。在仲裁、公证、行政处罚和行政监察等活动中，具体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也不完全相同。诚然，法律规定是可以修改的，证据合法性的内容也是可以改变的。总之，证据必须在主体、形式和程序方法上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才能在相应的证明活动中被采用。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强调采用证据的合法性标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人公司引发的法律思考

郭 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04级法律硕士 100038）

【内容摘要】我国目前正在修改的公司法草案中承认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但无论实务界还是理论界依然有不少反对的声音。那么何为一人公司，以及我们该如何看待一人公司，并应如何对一人公司进行规制呢？通过一则案例阐述一下我对一人公司的看法。
【关 键 词】一人公司 法人 信用

一人公司，顾名思义，是指股东（自然人或法人）仅为一人，并由该股东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或所有股份的有限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一人公司在理论上可划分为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和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指的是设立时股东即为一人，或者设立时股东为二人以上但在存续过程中由于出资和股份的转让、继承、赠予等原因而至股东仅剩一人的公司，前者称为设立时的一人公司，后者称为存续中的一人公司；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则是指公司股东在人数上为复数，但实质上只有一人为“真正的股东”，其余股东仅是挂名股东而已，多存在于家族企业之中。
[案例]高国庆、胡传墚和林霭融三人系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公司成立后，三人通过股东大会决议，一致同意林霭融和胡传墚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高国庆。股东大会决议生效后，林霭融和胡传墚退出公司，公司由高国庆独自经营，高国庆分别支付林霭融和胡传墚部分股权转让金。后高国庆反悔，起诉要求确认股东大会决议无效，林霭融和明传墚返还股权转让金。
[处理意见]对于该案如何处理，主要有以下不同意见：
　　1．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不认可形成的一人公司的法人格。公司法第20条第1款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由2个以上50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不仅是公司设立时的条件，也是公司存续期间的条件，这是由公司社团性的根本属性决定的。虽股东间可相互转让出资，但林霭融、胡传墚将全部出资转让给高国庆，客观上将形成公司股东仅为一人的局面，这与公司法的规定不符，故该股权转让行为无效，形成的一人公司不具法人格。
　　2．股权转让行为有效，客观上形成的一人公司局面并不一定对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产生否定性影响，但不认可一人公司的法人格。该意见认为，无论对一人公司是持肯定或否定态度，判定股权转让是否有效，均不应受股权转让形成一人公司结果的影响。就股权转让行为本身而言，经审查可确认：第一，转让股权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规定是公司设立时的条件，并非公司存续期间的条件，同时，公司法并未规定当公司股东仅为一人时公司应当解散，公司章程也未作此规定，因此，股权转让不违反公司法和章程的强制性规定。第三，股权转让不损害债权人利益。高国庆成为唯一股东后，如要继续经营，可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变更企业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高国庆对企业债务负无限责任，使企业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3．股权转让行为有效，同时认可形成的一人公司的法人格。理由：同意上述股权转让行为效力的认定不应受是否产生一人公司结果的影响，而应从股权转让行为本身来认定的观点。第一，股权转让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第二，股权转让并未违反法律及公司章程的强制性规定。同时，该意见认为，股权转让后形成的一人公司，如要继续经营，无须一定申请变更企业性质。即认可设立后之形式意义的一人公司的法人格。
[评析]我同意第三种处理意见。理由简析如下：
　　第一，法律对于人类经济生活中所采用的企业形态的认可和调整，往往是基于企业当事者符合经济规律的选择的要求。法律是现实社会关系的产物及其反映。
　　历史上，公司企业是继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之后兴起的新的企业形态。随着公司制的实践，应现实经济生活的要求，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各国公司法调整的基本对象，而早期的公司形式诸如两合公司。无限公司等因其内在的特点而不为投资者所青睐，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人公司正是集独资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的优点于一身的新型公司形态。有限责任的优惠和单一股东性是投资者创立一人公司进行经营的基本追求。应该说，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一人公司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法律不应拘泥于传统的法律概念，一味强调公司社团性而否认给予一人公司法人资格。事实上，任何类型的公司首先都是源于经济生活对其的需要而产生，法律就是在对各种类型公司进行不断调整中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一人公司的发展应也不例外。
　　况且，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虽然社团性是公司的显著特性，但社团性并非伴随制度始终的最根本特性。因此，无视现实经济生活的需求，仅因一人公司不具社团性即拒绝赋予其法人格是不符合经济发展需求，不符合法律发展逻辑。
　　第二，就西方国家公司立法及司法情况看，也经历了对一人公司从不予认可到允许一人公司设立的过程。时至今日，在立法上允许一人公司的设立与存在，已成为时代的主流。
　　（一）普遍禁止一人公司的设立和存续
　　西方国家公司法的历史上，普遍的一项要求是公司必须有2个以上股东方能组成，如股东人数低于法定人数，公司应解散。如英国法系的各国，包括英国、爱尔兰、以色列、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数通行的规定是私公司股东最少为2名。德国法系的各国，以德国和瑞士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为例，均曾规定股东最少为2名。
　　（二）有条件地承认存续中的一人公司
　　从立法技术上看，严格限制公司设立时的最少人数是可行的，也是较易做到的，但公司设立后的运营发展过程中受复杂的社会因素和动态的经济因素的影响，股东人数减少甚至减至1人的可能性很大。这种可能性，在20世纪中期以来越来越多地演变为现实。这就在客观上促使许多原来完全禁止一人公司的国家开始修正公司法。不同程度地对设立后之一人公司（即演生型一人公司）予以承认。具体做法，大凡不外以下4种类型：
　　1．允许设立后之一人公司仍具有法人格。
　　2．对设立后之一人公司不立即责令解散及取消唯一股东的有限责任优惠，如这种状态经过1年以上的，所有利害关系人均可以提出公司解散的请求。
　　3．对设立后之一人公司，继续营业6个月以上的，知情的公司成员要对这期间的公司债务负完全的责任，法院也可以命令公司解散。
　　4．股东减为一人构成公司解散的法定事由，但给予6个月的宽限期，当宽限期届满股东人数仍未补足时，公司应无条件解散。
　　（三）允许一人公司设立
　　设立后之一人公司得到许多国家法律上不同程度的承认，开始在理论上动摇了传统公司法否定一人公司的理念，从而开辟了合法设立一人公司的途径；又加之二战以后中小企业激增的社会经济现实需要，促使一人公司设立的问题被直接提了出来。
　　1．美国。50年代爱尔华、密执安、威斯康辛等几个州就允许设立一人公司。60年代以来，有更多的州为吸引投资，也放宽限制，允许设立一人公司。1962年《统一公司法》以补充规定肯定了一人公司的设立。至今已有过半的州允许一人公司的设立。一人公司在美国逐步合法化。
　　2．欧洲共同体。欧洲共同体各国关于一人公司的立法在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发生了很大变革。1973年丹麦颁布的《有限公司法》明确肯定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德国1980年《有限责任公司增订法》最终确认了一人公司独立的法律地位。法国1985年修改公司法，允许一人设立有限责任公司。1989年12月欧洲议会颁布公司法第12号指令，规定一人公司主要适用于以有限责任为主的封闭式公司。此后，欧共体各国关于允许一人公司设立的立法逐步走向统一。
　　3．日本。昭和13年修正商法容许一人公司存续之后，又于平成2年公布了法律第64号“商法部分改正”令，删除了旧有限公司法第69条（一人公司必须解散的规定）。这样，日本采取不设发起人人数下限的方法，由1990年之前禁止一人公司存在，转而允许一人公司存在。
　　虽然我国一人公司的情况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但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对我们不无借鉴意义。在我国立法对公司成立后演变而成的设立后之一人公司是否有法人格缺乏明确规范的情况下，司法中应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必要情况下可认可其法人主体资格，而不应一概否定之。意见1仅因股权转让形成一人公司的局面而否定股权转让的效力，显见不合理。意见2虽对股权转让行为效力作出合理的认定，但认为股权转让形成的一人公司如要继续经营应变更企业性质，否定其法人格，这在事实上使股东希望通过有限责任公司形态获得有限责任优惠的意图落空，股东利益并未得到保障。意见3虽与意见2在对案件实体处理上并无二致，但认可一人公司的观点值得赞同。
随着《公司法》修订草案的表决通过，一人公司与“揭开公司面纱”的新规定触发了社会公众和各大媒体对我国信用体系建设的广泛关注，即对一人公司如何规制。
经过8 个月的全面讨论，谨慎分析，一人公司最终被确定地写进了今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在这部充分体现公司“自治”的新《公司法》中允许建立一人公司，必将会带来以下几项突破：一、国有企业的控股公司，可以设立一人公司（一人是指出资的股东唯一，而并非一个自然人）。这无疑会大大有利于国有企业依法改制改革的深入。二、原先上市的公司不允许设立一人公司，以后就可以了。三、由于新公司法已经明确承认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从而会产生或短期内将要产生更多更科学全面的相关规范和完善一人公司的规定。此举既有利于非公有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发展，又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一人公司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引起的大量法律纠纷。四、加入WTO之后，一人公司的合法性将对我国大规模企业集团最佳投资方式的选择和跨国公司的建立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全面认识一人公司的积极影响之后，我们应变换分析角度，冷静地审视一下它所带来的新问题。在一个尚缺乏完善信用体系的社会中，做一人公司的规定，从一定层面上讲所面对的风险很大。虽然在新法中已明确地制定了五项与一人公司前后呼应的风险防范制度，如“揭开公司面纱”或叫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即对任意一人公司，都是假定它会滥用有限责任来寻求更大的经济利益，一旦发生纠纷，由一人公司这一方负责举证，自己没有滥用有限责任。但是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中，存在种种不可测的因素和“灰色地带”以及制度上的疏漏，即使有五项防范制度去规范一人公司所带来的问题，也不可能完全做到规避投资风险与维护交易安全的问题。因为，只有在信用体制健全时，力求基业常青的企业才会选择守信经营的长期发展策略。
换句话讲，拥有良好的信用体系是“一人公司”制度顺利、效实施的前提。没有完善的信用体系，一人公司将面对极大的困难，甚至会给企业的发展，交易安全的维护与债权人利益的保障带来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
面对新法，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如何完善我们的信用体系，从而减少现有经济制度下资本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大大降低这些问题所演变带来的过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本。
首先，笔者认为，在确认一人公司合法的同时，更重要的就是通过相关的法律制度，利用制度经济学来有效地对一人公司的运行进行规范。司法部门、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都应加大提高对企业失信的惩罚力度，以巨大的失信成本，震慑企业去守信经营。企业一旦失信，将举步维艰，处处碰壁，直至破产，从而使失信者付出惨重的代价。只有这样才能在我国逐渐培养诚信经济的理念，并且使这种理念成为企业经营者自觉遵循的行为守则，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不良投资、经营者为了实现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而最大限度地恶意利用有限责任原则来逃避自己因失信而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避免他们利用有限责任侵害债权人权益，规避侵权责任等行为。
其次，结合我国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经济环境现状，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力度进行信息共享系统的建立与完善。如对一人公司滥用权利的信息，政府出面将其向社会各界快速公开（包括滥用公司法人资格回避法律；或利用法人资格回避契约义务；或利用法人资格欺诈第三者等）。信息快速公开化，信息高度透明化，会使寻求进一步发展的投资者不会因短期暴利而放弃长期持久经营的机会去滥用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自然就会减少欺诈、非法行为和虚伪陈述等。这样可以控制股东对一人公司法律人格的滥用，引导、规范公司的良性发展。
再次，政府和有关金融组织应合作成立一个权威的信用评估机构，对一人公司的经营信息定期进行严格的分析评定，包括公司财务信息，公司以往交易记录，信贷记录，公司重大决策的备忘录以及股东个人信用记录等。对一人公司，无论规模大小，都保存备忘录，年度财务报告，并不定期进行抽查。之后，评估机构定期出具一人公司的信用评估报告并予以社会公布。以此加强对一人公司的社会监督，同时也会减少一人公司财产被转移、隐匿的机会，减少出资不实，抽逃出资或“空客公司”、“皮包公司”产生的可能性。通过构建这样一个信用评估体制，使不良后果缩小到最低限度，使一人公司在严格的社会监督下有序发展。
最后，我国应在政府的支持及社会各界的协作中，早日构建一个完善、全面的信用体系。通过信用信息有效采集，加工提取真实有效的信用信息，科学分析处理有用信息，出具权威的信用评估报告，实施严格的社会监督控制与处罚措施，使社会整体信用意识大幅提高。最终，使失信者不敢为，不能为。一人公司如果失信，必须承受足够大的失信惩罚，而守信经营的公司必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并得以持续经营发展。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关于一人公司的立法不健全，但一人公司纠纷的大量产生，已成为司法实务界不可回避的现实。在我国现行公司法制度之下，司法中，对设立的形式意义之一人公司法人资格的确认难度较大，有违背法律之嫌；对设立后演变为形式意义之一人公司的法人格的确认，因立法未明确规定2个以上股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存续要件，司法中可做出突破确认其法人格；对设立的实质意义之一人公司，概因工商审查不严而已获公司法人登记的，司法中应以公司法人对待；对设立后演变而成的实质意义之一人公司，司法中也应以公司法人待之。另外，对于一人公司允许设立后，信用体系对新《公司法》的高效、全面地实施，乃至对我国整体经济持久有序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信用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势在必行。只有在健全、有效的信用体系的推动下，一人有限公司的良性功能才可能发挥到极致，一人有限公司才能在扩大就业，繁荣市场，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安成饱 《1人公司设立的法理》商事法研究，2001，（2）。
2、王保树，崔勤之 《中国公司法原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125。
3、王保树主编：《中国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0、18、75条。
5、苏一星《关于我国“一人公司”的立法思考》，〈甘肃社会科学〉（兰州），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