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90年12月2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晚婚晚育和节制生育
第三章 优生与节育措施
第四章 管 理
第五章 优待和奖励
第六章 处 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自治区境内常住、暂住的各民族公民均须遵守本条例。夫妻双方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三条 推行计划生育坚持国家指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原则，以宣传教育为主、避孕节育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同时采取必要的行政、经济和法律措施。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执行本条例，切实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将人口生育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行人口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计划生育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应尽职尽责，秉公执法。
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受法律保护。
第六条 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都有推行计划生育的责任，各有关部门应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二章 晚婚晚育和节制生育
第七条 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严禁计划外生育。
男二十五周岁以上、女二十三周岁以上（少数民族男二十三周岁以上、女二十一周岁以上）结婚的为晚婚。
已婚妇女二十四周岁以上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
第八条 国家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一对夫妇只准生育一个孩子。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妇，经双方申请，单位或街道办事处审核，报县级计划生育部门批准后，可以再生一个孩子：
（一）夫妇双方或一方为少数民族的；
（二）婚后五年以上不育，经县级以上医疗卫生单位鉴定患不孕症，女方年满三十周岁以上，并经法定公证程序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三）第一个子女经县级以上病残儿童医学鉴定组鉴定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四）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
（五）夫妇双方或一方为归国华侨，在本自治区境内定居的；
（六）夫妇一方连续从事井下采掘作业五年以上，并继续从事井下采掘作业的。
第九条 提倡农民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最多生两个。
固原、海原、西吉、隆德、泾源、彭阳、盐池、同心八县少数民族农民，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最多生三个。
一方为干部、职工、城镇居民，一方为农民（包括南部山区八县少数民族农民）提倡生一个孩子，最多生两个。
农民已有两个孩子都有非遗传性残疾，经县级以上病残儿童医学鉴定组鉴定，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允许再生一个。
第十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再婚夫妇，经双方申请，单位核实，报县级计划生育部门批准后，可以再生一个孩子：
（一）一方为再婚，有一个孩子，另一方为初婚或未生育过的；
（二）三十周岁以上的未婚者与已有两个孩子的丧偶者结婚的；
（三）南部山区八县少数民族农民再婚前双方各有一个孩子或一方有两个孩子、另一方为初婚或未生育过的。
第十一条 凡符合本条例规定，准予生育第二个、第三个子女的，生育间隔期必须在四年以上。
第三章 优生与节育措施
第十二条 提倡优生、优育。结婚前男女双方应当进行健康检查，育龄夫妇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接受优生指导。
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应做好节育技术服务及优生、遗传的咨询服务工作。
第十三条 经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诊断，夫妇双方或一方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的疾病的，禁止生育；已怀孕的必须中止妊娠，并应施行绝育手术。
第十四条 育龄夫妇应当落实节育措施。按本条例规定已生育两个或三个孩子的夫妇，应动员一方采取绝育措施。计划外怀孕的必须中止妊娠。
第十五条 凡施行节育手术的医疗卫生单位和计划生育服务站，必须具备施行手术的条件。节育手术必须由县级以上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医务人员施行，并严格遵守手术常规，确保受术者的健康和安全。
除教学、科研和诊断遗传性疾病需要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胎儿性别鉴定。
第十六条 施行绝育手术的夫妇，由于子女死亡而无子女又有生育要求的，由夫妇双方共同申请，经县级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可在指定的医疗卫生单位进行输卵（精）管复通手术。复通手术后，只准生育一个孩子。
第十七条 经县级以上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鉴定确因节育手术引起的并发症，报同级计划生育部门批准后，到指定的医疗卫生单位或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治疗，医疗费按有关规定执行。治疗期间，国家干部、职工工资照发；其他人员，生活确有困难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经济补助。
因施行节育手术而发生的事故，按国务院发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处理。
第四章 管 理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计划生育部门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具体负责本条例的贯彻实施、监督检查及宣传教育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配备专职人员，具体负责计划生育工作，其职责是：
（一）负责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
（二）建立育龄妇女婚姻、生育档案，帮助和督促育龄夫妇落实生育计划和节育措施；
（三）负责计划生育统计工作；
（四）负责发放避孕药具及其他有关计划生育的管理、服务工作；
（五）执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奖励、处罚等处理决定。
村（居）民委员会应指定人员，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管理计划生育工作。
第十九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必须配备专（兼）职人员管理本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
第二十条 县设立计划生育服务站，隶属于同级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人员培训、技术服务和避孕药具管理、发放等工作。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成立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和病残儿童医学鉴定组，分别负责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和病残儿童的鉴定等工作。
第二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以村（居）民委员会为单位，定期公布生育计划执行情况，接受群众监督。
第二十三条 计划生育统计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伪造或者篡改统计数字。
第二十四条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按《宁夏回族自治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执行。
第五章 优待和奖励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妇，可以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一）有生育能力的夫妇，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
（二）按本条例规定生育两个或三个孩子，只存活一个，不再生育的；
（三）再婚夫妇再婚前，有一方生育一个孩子，再婚后不再生育的。
第二十六条 十四周岁以下的独生子女，由父母申请，经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核实，县级计划生育部门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父母及其子女享受以下优待和奖励：
（一）自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月起，每月奖励儿童保健费八元，发到孩子十四周岁止；
（二）国家干部、职工在产假期间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可增加产假四十天，并给男方护理假十天，工资、奖金照发；夫妻不在一地的除探亲假外，另给男方护理假三十天，享受探亲假待遇。农民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可免去夫妇双方两年的义务工；
（三）同等条件下，城市在入托、入学、就医、招工、分配住房等方面，农村在扶贫、社会救济、医疗、贷款、乡镇集体企业招工等方面，应优先照顾独生子女家庭；
（四）农村在有条件时对独生子女家庭按两个孩子（南部山区八县农村少数民族农民按三个孩子）分配责任田、自留地和宅基地。
第二十七条 独生子女父母双方都是职工的，其保健费由父母所在单位各负担百分之五十；一方为职工，一方为城镇无业居民或农民的，儿童保健费由职工一方所在单位负担。
独生子女保健费按下列规定列支或开支：
（一）国营和集体企业从企业福利基金、税后留利或包干分成中开支。个别确有困难的，分别报当地财政部门或税务部门批准，从企业管理费中开支一部分；
（二）行政事业单位在职工福利费中列支；
（三）城镇无业居民的独生子女保健费，从计划生育事业费中开支；
（四）农民的独生子女保健费从乡（镇）、村企业定项限额统筹款、公益金或征收的计划外生育费中解决，有困难的可从计划生育事业费中开支；
（五）个体工商户的独生子女保健费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农村按计划生育的有女无儿户，在解决宅基地、扶贫、社会救济、医疗、贷款等方面优先照顾。
提倡和鼓励男到有女无儿户家结婚落户，落户后即为女方家庭成员，与当地农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任何人不得歧视和干涉。
第二十九条 农村应逐步实行有女无儿户养老保险制度。采取多种社会保障办法解除有女无儿户的后顾之忧。
第三十条 国家干部、职工晚婚的增加婚假十五天，晚育的增加产假十四天，晚婚、晚育假期内工资、奖金照发。农民晚婚、晚育的免去当年的义务工。
第三十一条 干部、职工实行计划生育手术后凭施术单位证明，按规定享受休假，工资、奖金照发。
第三十二条 凡做绝育手术的，凭施术单位证明由有关单位发给适当的营养补助费，经费来源同独生子女保健费。
第三十三条 对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应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六章 处 罚
第三十四条 国家干部、职工违反本条例规定超生一个子女的（包括送他人收养或收养他人的，下同），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降低夫妇双方各一级工资；从孩子出生到十四周岁，每月征收夫妇双方月收入10％至30％的计划外生育费，由夫妇双方所在单位从本人工资中扣除；五年内不评先进，不提职，不发奖励性工资和企业的生产性奖金，不予晋升专业技术职称，不增加住房面积；八年内停发知识
分子津贴。情节严重的，给予其他行政处分直至开除公职；
（二）怀孕期间、分娩时一切医疗费和其他费用自理，产后休息扣发工资；
（三）限期落实节育措施。
超生两个子女的，加重处罚。
第三十五条 农民违反本条例规定超生的，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征收数额和办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
（二）调整土地时不再划给责任田、自留地、宅基地；
（三）五年内不得招收为国家干部和职工，不得安排在乡镇企业工作；
（四）在扶贫、社会救济、贷款等方面不予照顾。
第三十六条 城镇无业居民、个体工商户违反本条例规定超生的，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征收数额和办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
（二）七年内不得招收为国家干部和职工；
（三）在社会救济、贷款等方面不予照顾。
第三十七条 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生育、非婚生育、非法收养子女或者未经批准提前生育的，均按计划外生育对待，根据不同情况，参照本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八条 对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条件的夫妇，在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又要求生育的，经批准后，收回其《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追回已领取的奖励和独生子女保健费；对只允许生一个孩子的夫妇，在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又怀孕生育的，按超计划生育处罚
并追回已享受的一切优待和奖励。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突破人口计划或出现计划外生育的单位，由所在地人民政府给予通报批评，并追究其主要负责人的行政责任。该单位二年内不得评为先进单位或文明单位。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罚，并可由当事人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玩忽职守，弄虚作假，滥发计划生育证，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的；
（二）阻碍计划生育干部执行公务，诽谤、侮辱、殴打、伤害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和积极分子的；
（三）擅自为节育对象摘取节育环、做假节育手术、出具假疾病诊断证明、擅自进行胎儿性别鉴定以及骗取计划生育鉴定证明的；
（四）歧视、虐待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妇和生女婴的妇女、残害婴幼儿的；
（五）贪污、挪用、挥霍计划外生育费和计划生育经费的；
（六）瞒报、伪造、篡改计划生育统计数据的；
（七）有其他妨碍、破坏计划生育行为的。
第四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者给予的行政处分，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按规定的程序或权限作出决定；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和行政处罚，由当事人所在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作出决定。
计划外生育费和罚款应按有关规定严格管理，用于计划生育事业，不得挪用。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对征收计划外生育费或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计划生育部门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在收到复议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当地
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执行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单位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宁部队和武警部队的计划生育，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武警总部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行政措施，并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备案。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自治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1991年1月15日起施行。1986年8月2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划生育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1990年12月28日
浅谈证人的条件
印文军
从理论上讲，任何公民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是，在具体的诉讼案件中，公民必须具备一定生理上和法律上的要求和资格，才能成为实际的证人。这些要求和资格，就是证人的条件。从广义上看，证人的条件可以分为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消极条件实际上是一种限制条件，使公民不能成为证人。
1．积极条件。积极条件是使公民能够作为证人的要求和资格。在我国，证人的积极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了解案情。这是作为证人最基本的条件。它“决定了证人的资格既不取决于办案人员的指定，又不取决于当事人的选择，也不能随证人的意愿”，证人所了解的案情是直接感知到的案情，即证人必须是凭借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实际感知案情的人。间接感知案情的人，一般不宜作证人，只能作为寻找证人或其他证据的线索。证人在法庭上要被双方当事人或律师反复询问、质证，回答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各种问题，因此，只有直接感知到案情的人，才能作为合格的证人出庭作证。而通过道听途说的途径得知的案情，是经不起推敲和质询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602条规定：除非有证据足以确定证人对待证事项具有亲身体验，否则其不能作证。证明有亲身体验的证据可以是，但不必要是，证人自己的证言。
第二，能正确表达意志。任何人作证，都必须具备起码的生理和心理条件，主要指证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并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能陈述感知的情况，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一定年龄的未成年人和处于健康状况中的间歇性精神病人，只要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一般都可以充当证人。
第三，能够认识作证的法律后果并有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能力。这实际上是要求证人具有一定的行为能力。有的学者认为，虽能表达自己的意志但却不了解作证后的法律后果，自身更无能力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人，尽管具备其他条件，仍然不能充当证人。但也有学者主张，能否成为证人，与民事行为能力无关。限制行为能力，甚至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只要能够正确理解案件事实，并能在法庭上正确表达，就能够作为证人。我们认为，一般来说，证人应当具备一定程度的行为能力。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8条和第156条规定，侦查人员和审判人员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应当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民事诉讼法》第124条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些规定说明，我国法律要求证人具有一定的行为能力，能够理解作证的法律意义，承担作证的法律后果。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形下，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公民，也可以有条件地作为证人向法庭提供某些证言。
2．消极条件。从我国刑事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概括地说，只有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年幼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为证人。在司法实践中，生理上、精神上有无缺陷，能否正确表达意志，应当由司法机关承办案件的人员予以鉴别，以确定其能否作为证人。
在具体的案件中，为了保证案件处理的公正性，本案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陪审员、书记员、翻译人员，不能同时充当本案的证人。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和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代理人，由于其诉讼职责的限定，他们也不能作为本案的证人。但在其他案件中，他们完全可以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出庭作证。
3．与证人条件有关的几个问题。对证人的条件作适当的限制，既是主客观矛盾的反映，也与一定社会的法律、文化、伦理、道德等因素密切相关。在古代社会，证人的资格条件非常严格，需具备一定的身份才能成为证人。“证人能力限制之发生，与早期社会个人人格之不平等，具有密切之关系。”随着身份和人格权的平等，证人的资格也逐渐地宽松。以下就几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
一是小孩能否在案件中成为证人?法律对此无明文规定，理论界观点不一，实践中的做法也不一致。有人主张无民事行为能力者无证人资格，有人主张儿童可以就他们理解的事实作证。我们认为，一般情况下，儿童不宜作证。根据心理学上心理成长阶段的划分，儿童一般指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他们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其认识感知事物的能力也较弱，心理状况不稳定，独立判断能力不强。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让他们作证并接受盘问、质询，其证言的可靠性、可采性是大打折扣的。但是，对儿童作证也不能作绝对的限制。对于心智健全、年龄处于10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儿童，可以在其监护人的监护下作证，或经法庭许可。出庭作证。
二是有利害关系的人能否作证?此处的利害关系与前面说的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不同的，它是指在诉讼案件之外具有一定的亲属关系。在现代社会，各国一般都允许具有亲属关系的人为案件当事人作证，承认其证言的法律效力。这与早期社会的法律原则是相异的。例如，英国1853年前有关于夫妻不能相互作有利或不利的证明的规定，其理论根据是夫妻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但后来在《英国证据法(修正)》中废止了上述规定。在中国古代，“亲亲相隐”、“父子相隐”的伦理观念贯彻于法律原则之中。法律规定奴隶或家仆不能指控主人，也不能提供不利于其主人的证言。因此，存在婚姻关系、亲属关系或主仆关系的人通常应该为相对方隐瞒真相。例如，秦律中有“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的规定。这些都是出于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目的。从法律技术设计上考虑，这类规定与实行证据法定主义有关。由于证据的种类和效力都由法律事先规定，不允许法官自由裁量，如果在法律上规定存在利益关系的亲人之间可以相互作证，就很难避免证言中的虚假成分。在现代诉讼中，各国实行自由心证或客观真实证据制度，对证据的审查、采信都由法官裁量，所以，一般都允许有利害关系的人为案件当事人作证。
三是单位能否成为证人?这个问题实际上只存在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学中。在国外以及我国刑事和行政诉讼理论上，都对单位作为证人持否定的观点。之所以产生这一问题，是源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据此，有不少学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包括单位。也有很多学者对此持否定的态度，“在我国，学理上多数学者也不赞同将单位列为证人”。
我们对单位证人持否定的观点。理由在于：第一，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虽有将单位界定为证人的语意倾向，但并未肯定地规定单位出庭作证就是证人。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但单位提供的证据不能被理解为证人证言。实际上，在诉讼过程中，单位出具的“证明书”不是证言，不具备证言的特征，而是书证。因为证言的本质特征是经过证人的感知、记忆和陈述所形成的口头或书面言词，单位出具的“证明书”恰恰不具备这一本质特征。在立法上，该条的措辞有欠妥当之处，但学理上不应当机械地据此将单位理解为证人，将其出具的“证明书”理解为证人证言，而应该将“证明书”之类的证据材料归入书证的类别。第二，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辩论式庭审方式下，证人必须接受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的反复盘问、质询，并对相关的作证背景问题作出回答，那么，单位如何接受并回答这些询问呢?如果让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出庭并回答询问，其诉讼证明上的依据何在，他是代表本人还是代表单位来对案件事实进行回忆和陈述呢?况且，这与证人不能选择和替代的基本特征是相冲突的。可见，将单位作为诉讼上的证人，会导致很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第三，证人和证人证言的特征决定了单位不能成为证人。遍查各国法律，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单位作证的先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没有单位可以作证的规定，在我国台湾地区，学理上证人的概念特别强调自然人的特征，“所谓证人，乃指对于法律有关事实，就其五官觉察所得而陈述者而言。”总之，古今中外的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都无将单位或机构组织作为诉讼证人的做法。
北安市人民法院 印文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