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宗教事务管理若干规定
甘肃省兰州市人民政府
兰州市人民政府令【2006】第7号
《兰州市宗教事务管理若干规定》已经2006年6月29日市政府第1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8月1日起施行。
市长 张津梁
二○○六年七月三日
兰州市宗教事务管理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依法规范宗教事务管理，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宗教事务的管理。
第三条 宗教事务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市、县、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以下简称宗教事务部门）是宗教事务的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管理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其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负责有关行政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宗教事务部门做好宗教事务管理工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各级宗教事务部门做好相关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应当依法维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听取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的意见，协调宗教事务管理工作。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维护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和信仰不同宗教公民之间的团结。
第五条 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应当经县级以上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后，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办理登记。
县、区成立、变更和注销宗教团体，应当由县、区宗教事务部门报市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六条 宗教团体应当建立各自的章程。宗教团体章程应当符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宗教团体应当按照章程开展活动，并协助宗教事务部门贯彻实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对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进行爱国主义和法制教育。
宗教团体应当依据各自章程的相关规定按时换届，不得无故提前或者推迟换届；因特殊情况确需提前或者推迟换届的，应当征得宗教事务部门的同意。
第七条 宗教活动场所应当依法成立管理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的成员，在有关宗教团体的指导下，由该场所的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民主协商推选，并报该场所的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每届任期3年，任期届满应当按时换届，不得无故提前或者推迟换届，不得擅自调整改换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的成员；因特殊情况确需提前、推迟换届或者调整改换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成员的，应当征得该场所的登记管理机关的同意。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应当在每年的1月底前，向该场所的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上一年度的管理情况报告。
第八条 宗教教职人员和其他信教公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得担任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已经担任的，应当辞去所担任的职务：
（一）非经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正常选派或者同意，凡因个人原因出外云游、考察、学习、讲学、探亲或参加其他活动超过四个月的；
（二）非经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正常选派或者同意，凡因个人原因一年内出外云游、考察、学习、讲学、探亲或参加其他活动时间累计超过半年的。
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出外考察、学习、讲学、探亲或参加其他活动的，该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应当向宗教事务部门报告。
第九条 宗教活动场所招收宗教学员，应当与其场所规模、培训水平和自养能力相适应。
宗教活动场所招收外地宗教学员的，应当向县、区宗教事务部门报告。
宗教活动场所不得招收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为宗教学员。
第十条 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下列活动的，应当事先征得宗教事务部门的同意；宗教教职人员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下列活动的，应当事先征得相关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及其所在地宗教事务部门的同意，并尊重有关宗教的信仰和传统，遵守相关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规定：
（一）在宗教活动场所内和宗教活动场所的出入通道设立商业服务网点的；
（二）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的；
（三）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办陈列展览的；
（四）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摄影和拍摄电影、电视片的；
（五）在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外事接待活动的；
（六）对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进行采访报道的。
进行前款第（五）项活动的，还应向外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一条 宗教教职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条件，经宗教团体考核认定合格并发给资格证书，报县级以上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后，方可从事宗教教务活动。
宗教团体应当定期对宗教教职人员的资格证书进行年度审核；连续两年审核不合格的，应当吊销资格证。无资格证书或者被吊销资格证书的宗教教职人员，不得从事宗教教务活动。
第十二条 本市宗教教职人员在市内跨县、区主持宗教活动或者担任宗教教职的，应当经所在地和前往地的县、区宗教团体同意，并由该宗教团体报县、区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本市宗教教职人员应邀到市外主持宗教活动或者担任宗教教职和市外宗教教职人员应邀到本市主持宗教活动或者担任宗教教职的，应当经本市有关宗教团体同意，并由该宗教团体报市宗教事务部门备案后，由市宗教事务部门报省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符合参加本市社会保障基本条件的宗教教职人员和宗教团体专职工作人员，可以自愿参加社会保险。
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招用人员，应当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按照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第十四条 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应当依法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和民主理财制度，严格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国家的其他相关财务、会计、税收管理制度，按照国家有关税收的规定享受税收减免优惠。
宗教团体应当设立财务室，聘请专业财务人员管理财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设置专门的财务管理人员，会计和出纳不得由1人兼任。
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应当以适当方式，每月定期向信教公民公布财务收支情况和接受、使用捐赠情况；在每年的2月底前，向所在地的宗教事务部门报告上一年度的财务收支情况和接受、使用捐赠情况，同时以适当方式向信教公民公布。
宗教团体应当建立审计制度，聘请专业审计单位对财务状况进行年度审计或者专项审计，并将审计结果报告所在地的宗教事务部门。
第十五条 宗教团体以外的任何组织、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建立宗教活动场所或者组织宗教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之外的其他公众场所设置宗教设施。
第十六条 集体宗教活动应当在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或者经县级以上宗教事务部门认可的场所内进行。
举行超过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规模的跨地区大型宗教活动，或者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确有举办的需要；
（二）符合宗教教义、教规和宗教习惯；
（三）有具体的活动方案，包括发生意外事件的应急预案；
（四）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举办大型活动必须具备的其他条件。
第十七条 具备本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条件，举行跨地区的大型宗教活动的，由主办的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在拟举行日的30日前，向市宗教事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市宗教事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进行初步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后，报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大型宗教活动应当按照批准的时间、地点、范围和通知书载明的其他具体要求，依照宗教仪轨进行。
参加跨地区大型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应当接受大型宗教活动举办者的统一管理，按照大型宗教活动方案规定的要求参加相关活动，不得干预大型宗教活动举办地宗教团体及宗教活动场所的内部事务，不得干预大型宗教活动的组织、管理等正常事务。
任何组织、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为未经宗教事务部门批准的大型宗教活动或者非宗教团体组织举办的与宗教有关的活动提供活动场所及其他条件。
第十八条 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加强对外地来兰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的管理。
外地来兰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接受本市宗教事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依法管理，不得干预本市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内部事务，不得扰乱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正常秩序。
代训、云游、挂单等非常住人员留居宗教活动场所，必须持有其所在地宗教团体或者宗教事务部门的证明和身份证，由负责接待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为其办理暂住登记及其他有关手续。
任何宗教活动场所均不得留宿境外人员和不明身份人员。
第十九条 禁止乱建寺庙。
禁止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任何组织及个人修建、制作大型露天宗教造像或者其他形式的大型露天宗教景观。
未经依法批准，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不得擅自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修建、制作大型露天宗教造像或者其他形式的大型露天宗教景观。
对乱建的寺庙和擅自修建、制作的大型露天宗教造像及其他形式的大型露天宗教景观，由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由宗教事务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拆除，拆除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第二十条 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及其成员应当接受信教公民的监督。
信教公民对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及其成员有不同意见时，应当依据国务院《信访条例》及相关法规、规章的规定，通过正常渠道，向宗教事务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反映。
宗教事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信教公民反映的问题，并以适当方式向反映问题的信教公民反馈调查处理情况。
第二十一条 下列人员进入设在风景名胜区和城市园林、旅游景区及其他游览参观区等景区内的宗教活动场所参加宗教活动，凡需要购买景区门票的，应当免收门票；但景区内提供索道、观光车船、游艇等服务项目的费用和与宗教活动无关的游览、参观点门票等费用除外：
（一）景区内宗教活动场所所属的宗教教职人员和工作人员；
（二）与景区内宗教活动场所所属的宗教是同一宗教的宗教教职人员；
（三）持有皈依证等有效证件、在宗教传统活动日进入景区内宗教活动场所、与景区内宗教活动场所所属宗教是同一宗教的信教公民；
（四）持有县级以上宗教事务部门的公函、与景区内宗教活动场所进行宗教教务交流活动的其他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的代表。
前款所述皈依证等有效证件，由相关宗教团体核发并负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在宗教事务活动中违反宗教事务管理规定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依照《宗教事务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违反其他行政管理规定的，由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6年8月1日起施行。1996年12月25日发布的《兰州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浅谈对宪法修改的几点意见
王能干 徐厚清
我国现行的宪法颁布于1982年12月4日，后历经三次以“修正案”的方式作出的修改，共有17条条文。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的制定，修改现行宪法的呼声正日益高涨。学者普遍认为，现行宪法的某些规定与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甚至制约和限制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制度的良性发展。如果宪法不加以适时适当的修改，就无法体现宪法所追求的最高法律价值，更难以指导其他法律调整各项社会秩序，规范各项法律关系。虽然形势的发展有“逼”着宪法修改的趋势，但修改的原因、哪些法律属于宪法的范畴需要加以修改、如何修改宪法却并不仅仅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更是一个法律层面的问题，需要进行理性的思考。否则，盲目修改，只会导致宪法权威的丧失以及对宪法功能的损害，从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下面笔者仅就宪法修改的原因、哪些法律属于宪法的范畴需要加以修改以及如何修改宪法谈谈几点浅薄的意见，与各位学者切磋。
一、关于修改宪法的理由
目前绝大多数成文宪法的国家都会在宪法条文中规定可以对宪法进行修改，只有极少数国家的宪法没有规定专门的宪法修改程序，或者直接将宪法称之为“永久宪法”，或者说对宪法的修改加以非常严格的限制。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可以对宪法进行修改应该说是毋容置疑的。问题的关键是，所有国家的宪法都不会明确地说，修改宪法的原因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修改宪法，在什么情况下应当修改宪法。从各国的宪政实践看，宪法修改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为了使宪法的规定适应社会实际的发展和变化；二是为了弥补宪法规范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漏洞。用一个词概括来说，就是“拾遗补漏”。因为实际的社会瞬息万变，再高明的立法家也无法预料十年后或者五十年后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面貌，人们对宪法的认识是不是发生了改变，社会的各种基本矛盾和冲突又将如何变化。为了适时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对宪法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改之必要性再也不会有人怀疑。但是这两点理由果真就是修改宪法的最适合的理由吗？笔者认为，修改宪法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宪法实际的规定与这个国家、社会以及人们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不完全重合。这里的价值目标包括几个层面，如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及法律方面的目标。当依照现行的宪法所涵盖的指导人们实践的一些规程无法达到这一最高价值目标或者最高价值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会有两种结果的出现。一种结果是对宪法进行修改，另一种情况是对最高价值目标的修正。举例来说，1954年我国制定第一部宪法以前，《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家的根本任务、国家的根本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而《共同纲领》已不能满足和适应国家对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需要，于是就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出笼。而到了1975年，“左”的思想肆意横行和泛滥，国家或社会的价值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总的指导思想转变为以“阶级斗争”为重点，因此，1975年宪法可以说是宪法规定与最高价值目标不重合导致修宪的典型产物。再从宪法具体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看，现在普遍认为修宪时应当增设的“迁徙权”，为什么会在1954年的宪法里规定有这一条而1982年宪法却没有呢？是因为1954年时我国实现“迁徙权”有现实的基础而1982年却没有呢？不是的。主要的原因在于1954年人们普遍认为未来的政治、社会、生活模式下公民可随意选择定居地，是一种追求和向往，而1982年制宪时却认为迁徙权只会导致国家人口大量流动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在宪法里规定某一项内容时，并非就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而是在宪法里要反映人们的最高价值目标。再如现在很多学者提倡在未来的宪法中增设“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内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基于以下逻辑推理而得出的：公民应当拥有一定的财产；公民的合法财产应当受法律保护；公民的合法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是公民的财产即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应当受到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于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我们不去考虑，只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这种推理的本身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合法的财产是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是否都是合法财产呢？世界上会有哪一个国家的立法去保护非法的财产呢？第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应当算是一种最高的价值目标，一旦这种价值目标与现行宪法规定不重合时，就必须对宪法予以修改或者对最高价值目标进行修正。而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最高价值目标在某个时期并非都是正确的，当错误的价值目标被写进宪法，只会导致混乱的产生。结合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导致宪法修改的深层次原因不是要对宪法进行“拾遗补漏”，而是宪法实际的规定与这个国家、社会及人们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不完全重合。而宪法修改的前提就是要审视这种最高价值目标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不适当的修改不如不修，而错误的修改则只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二、严格宪法修改程序的对象应该包括宪法性法律
以上我们所谈到的宪法修改，仅仅停留在修改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前提和基础上。即通常据说的严格限制修改宪法、规定宪法修改的主体、程序等一系列内容都只是针对1982年宪法的。笔者认为，严格宪法修改的程序，不应只针对1982年宪法，还应包括宪法性法律。对这些宪法性法律的修改，亦应当给予一定程度的限制，将它们放在同1982年宪法同样的高度来对待。笔者认为主要的理由有：
（一）根据一般的理解，我国宪法的源源形式包括成文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惯例、宪法解释、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等。单就宪法性法律而言，它们的效力层次如何定位？是等同于一般的法律，还是高于一般法律、仅次于宪法典或者说等同于宪法典？我们说，规定法律的效力层次，主要目的不在于给法律排座位，评判谁优谁劣，而在于解决一部法律和其他法律在内容上的冲突与不协调，以哪一部法律为准则来解决这种冲突和不协调的问题。基于法律的效力层次而建立起来的违宪审查制度，就是要审查或裁决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虽然我国尚未建立起健全的违宪审查制度，司法实践中的案例极少，但毕竟这一问题日渐凸现，有的甚至相当严重。而这里所说的是否合宪中的“宪”是不是单纯的指宪法典呢？笔者认为应作广义的解释，包括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及其他宪法规范。目前我国的宪法性法律有国籍法、选举法、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虽然它们和宪法典所规定的内容各自分工不同，后者主要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前者则规定了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重要的原则，但二者所规定的内容都是国家最重要的制度，对其他法律具有指导作用。因此，二者的法律效力层次应该是平等的。
（二）对宪法性法律的修改应遵循严格的程序。因为如前所述，宪法性法律规定了国家重要的制度和原则，对其修改看不重要，实则会隐性地在某些根本性制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我国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对选举法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如将省级人大与全国人大农村与城市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改为“四比一”；乡镇选举委员会交上一级人大常委会领导等。立法机构设计这些制度的目的就是这了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而如果频繁地对宪法性法律文件进行修改，即使立法或修改意图是良好的，有时也会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再如我国宪法规范了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而实现公民权利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必须具有公民身份，而公民身份之取得是依据宪法和国籍法等法律的。我们不能说这两部法律中，哪一部的规定就不重要。而如果对《国籍法》中取得公民身份的内容进行了修改，有可能会导致某些人公民身份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其公民权利的实现。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对宪法性法律进行修改，而影响到了宪法的作用。因此说，应当对宪法性法律的修改进行严格的限制。
（三）宪法性法律要统领其他法律，其严肃性相当重要。而严格限制对其修改，是稳定其他法律的根基。目前我国宪法性法律的主要修改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笔者认为无不妥之处，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性法律的修改应有别于对其他法律的修改程序，或者建立起类似于对宪法典的修改程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宪法和法律的连续性、一贯性和稳定性。
三、宪法修改的内容
目前学者对将来进行宪法的修改，主要的争议在于修改的内容上。有的学者认为应将“三个代表”思想写进宪法，有的认为应加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有的认为应对我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修改，建立“大司法”体制，还有的认为要在宪法中完善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在此笔者不多加评论，仅就公民基本权利方面谈些意见。
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采用了列举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比较简洁明了，缺点在于如果宪法对公民的有些权利没有规定，那么会给实践中执行部门法时带来许多困难。因此，多年来学者普遍要求在宪法在对公民的权利给予更多详尽规定的同时也应留有一定的空间，以免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当宪法规定存在空白时，法律疏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对于未来修宪时应当增加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应当增加“无罪推定”的原则，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当然在表述上可以是“未经法院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或者是“未经法院判决，任何人均是无罪的”。
（二）切实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不得受剥夺或者被限制。
（三）对于公民的财产权应加以充分的保护，对于合法的财产或者没有证据证明是非法的财产都应当给予充分的保护。
（四）适当在宪法中规定公民有罢工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行使必须以不损害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的合法利益为前提。
（五）规定公民拥有迁徙权。
（六）规定公民有权在精神受到损害时提出赔偿要求，并且这种精神损害赔偿的提起以及具体赔偿的数额应当有法律规定的标准。
（七）对于宪法没有列举的某些正当、合理的权利，不得被解释为公民在这些权利方面的丧失或者剥夺，公民有依法获取国家保护其正当、合理权利的途径。
主要参考书目：
1、《宪法》，周叶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宪法变迁论》，秦前红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3、《论我国宪法修改程序的完善》，刘茂林，载于《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4、《私有财产权修宪问题研究》，上官丕亮、秦绪栋，载于《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2期；
5、《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夏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6、《与时俱进，完善宪法－循“十六大”精神修宪或释宪的十一点设想》，童之伟，载于《法学》2003年第1期；
7、《修订现行宪法，完善宪政制度》，载于《法学家》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