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频频出现因个人、媒体或者非政府组织批评实力雄厚的公司集团而被后者提起“天价赔偿”诉讼的案件。尽管这些案件往往因大公司集团面临的舆论压力或道德谴责而以和解告终，但是它所产生的“司法威胁”和“寒蝉”效应却非常明显:很多公民和媒体不再敢公开批评大的公司集团、政府部门等，因为他们害怕因此惹上“昂贵”的官司。这一类新型诉讼的出现对传统民事诉讼法律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正在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应当对这一类新型诉讼作出回应。
在传统民事诉讼上，通常有两项措施来保障诉讼程序的进行和正义的实现:一项是诉讼费用制度，即在诉讼开始前按照诉讼标的的大小向当事人收取一定的诉讼费用，目的是为了防止当事人滥讼和浪费司法资源;另一项是对于法无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败诉，目的是为了在具体案件中实现正义。然而，上述新型诉讼的出现使得这两项措施的有效性受到了质疑。这类诉讼往往是由实力雄厚的公司集
团(也可能是政府机关等)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对个人或者一些非政府组织提起诉讼，要求天价赔偿。这些原告经济实力雄厚，所以，诉讼费用对他们不是问题，他们甚至可以将其转移到生产成本中，相反，高昂的诉讼费用特别是律师费用对被告来讲反而成了一道巨大的障碍;最后的判决结果对他们无足轻重，他们在提起诉讼之前就知道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只不过是想利用繁琐的诉讼程序向对方乃至社会大众传达某种信息。虽然许多国家有“恶意诉讼”侵权制度(我国学界亦有类似的建议)，但是由于“恶意诉讼”的认定门槛较高，上述新型诉讼很难构成“恶意”;并且即使最终被认定为“恶意诉讼”，也是在终局判决之后对受害人进行赔偿，这在时间上对被告极为不利。这类诉讼的存在要求对传统的诉讼机制进行变革。
这类诉讼被美国的学者称为“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Strategic Lawsuit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SLAPP)，并且这一术语后来在许多国家都获得了认可，用来指那些因非政府主体就公共利益事项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公开发表了意见，而据此对其提起的请求损害赔偿或者禁止令的民事诉讼。这类诉讼有以下几个特征:在主体上，一方往
往是经济实力强大的公司集团或者政府部门，而另一方则是经济实力较弱的个体、非政府组织等;在起因上，往往是因为被告对原告进行了批评或者作出了其他不利的评论;在诉由上，通常都“伪装”成名誉侵权之诉，但也有以商业侵权、侵犯隐私、滋扰等普通诉讼理由提起诉讼的;在诉讼金额上，通常都提出远远超出被告经济承受能力的“天价”赔偿额;并且这些诉讼通常都缺乏法律上的依据，最终败诉的几率非常大(80-90%)。这些特征同时也是判断“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的标准。
在明知最终败诉的几率非常大的情况下，这些大的公司集团等之所以仍然提起诉讼，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赢得诉讼，而是将起诉作为一种策略，达到警告被告不要行使言论自由权并且也阻止其他人进行类似活动的目的。这类诉讼的实质就是通过玩弄诉讼程序，来对被告进行“司法威胁”、“法律恐吓”，使其不敢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言论自由、公众参与等权利，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类诉讼所产生的巨大的“司法威胁”效应，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讲:第一是对诉讼的被告所产生的“特殊威胁”作用，被告往往因为繁琐冗长的诉讼程序而耗尽人力、物力、财力，即使最后获得胜诉判决也无济于事，通常都不敢再就类似的问题公开发表意见;第二是对一般公众和公益组织所产生的“一般威胁”作用，其他公众和组织也会出于对这类诉讼的恐惧而不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公益组织会收缩或者撤回其在争议问题上的教育、培训项目以及公众援助项目;第三是由于司法成了“威胁”弱势群体和公众的工具，这会严重危及到公众对法律体系和司法机构的信心，最终危及到现代法治国家的基础。
基于这类诉讼对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加拿大魁北克省经过3年的立法博弈，最终于2009年通过了第9号法案，对魁北克省《民事程序法典》进行修改，以“防止对法院的不适当利用并提升言论自由和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这也使得魁北克省成为加拿大第一个禁止“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的省份。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早在1992年就通过修改《民事程序法典》禁止“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据不完全统计，至今美国已有29个以上的州通过了类似的立法，足以看出在这一问题上法律的发展趋势。
禁止“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立法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司法的提前干预。在原告提起诉讼以后，允许被告向法院提出驳回原告起诉的请求，当然被告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据;除非原告证明了其获得胜诉判决的合理可能性，否则法院将批准被告的请求，驳回起诉。并且一旦被告提出驳回原告起诉的请求，诉讼程序包括证据开示程序即行中止，防止原告通过繁琐的证据开示程序达到“威胁”的效果。司法提前干预的实质是在审判开始前就对原告所提起的诉讼进行审查，有力地防止了原告通过繁琐的诉讼程序威胁被告的情况发生。第二是新的诉讼费用分担机制和惩罚性赔偿金的创设。一旦原告提起的诉讼被认定为“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而被驳回，那么法院将判决原告向被告支付其由于应诉而产生的律师费用及其他司法程序以外的费用，并且在特定情况下被告还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原告支付惩罚性赔偿金。这一机制能够加大原告提起“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的成本，并且避免被告因为此类诉讼而陷于经济上的困顿。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充分借鉴域外经验，在司法提前干预和诉讼费用分担机制问题上有所创新，以防范“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的出现。
(西南政法大学讲师)
湖北省企业负担监督条例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企业负担监督条例
(2005年11月26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企业负担的监督，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企业负担监督是指对国家机关、组织、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增加企业人力、财力和物力负担的行为的监督。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企业负担监督工作的领导，建立和完善企业负担监督的规章制度,组织、协调和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做好企业负担的监督工作。
省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可以制定企业负担监督的具体办法。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的经济委员会主管全省企业负担监督工作，市、州、县(区)人民政府经济(经贸)委员会(局)主管本行政区域内企业负担监督工作（以下简称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
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检查涉及企业负担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执行情况，并就企业负担监督工作向同级人民政府提出建议；
(二)受理有关企业负担的举报、投诉，提出意见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并组织查处重大复杂的举报、投诉；
(三)督促、协调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查处增加企业负担的案件。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财政、物价、监察、审计等部门应当加强与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的配合，并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做好企业负担监督查处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他国家机关、组织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不得作出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规定。
企业认为人民政府及其他国家机关、组织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要求制定机关和其他有关机关对规范性文件予以审查。
第七条 下列涉及企业负担的事项，应当有法定依据；没有依据的，予以监督纠正：(一)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以法律、法规、国务院及其财政、物价部门以及省人民政府的规定为依据，省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和市、州、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无权自行设立；
(二)涉及向企业收取的政府性基金，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及其财政部门的规定为依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无权自行设立；
(三)涉及企业的集资，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规定为依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无权自行设立。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省财政、物价部门定期或者不定期对正在实施的涉及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集资项目及其标准进行清理审查，并将依法保留的项目列出目录，向社会公布；未列入目录的项目，一律不得实施,企业有权拒绝。
第九条 对企业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时，实施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出示物价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及收费依据，并出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第十条 企业对收费的项目、依据和标准有异议的，有权要求实施收费的机关予以说明，也可以向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或者财政、物价部门查询,有关部门应当提供便利。实施收费的机关不能提供合法依据，或者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及财政、物价部门对收费依据的合法性予以否定的，企业有权拒绝。
第十一条 对企业实施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应当有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行政处罚应当在法定的行为、种类、幅度范围内实施；实施行政许可的，除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外,不得收取费用。
第十二条 对企业实施行政处罚时，实施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及处罚依据，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实施罚款的，应当出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应当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对企业的检查制度，避免重复检查、多头检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所属工作部门开展的检查进行统筹安排和协调监督；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的行政机关的检查由其上一级机关予以协调监督。国家统一部署实施的全国性检查或者处理突发事件、查处违法案件的除外。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应当出具检查通知书，并出示行政执法证件。检查通知书应当包括检查的依据、内容、时限以及实施检查的人员等内容。行政机关实施监督检查，不得妨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企业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应当予以支持配合，不得无理拒绝或者抗拒。
第十五条 邮政、电信、广播电视、铁路、公路、民航、供电、供水、供气等公用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物价部门批准的价格标准、价格政策，不得擅自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第十六条 企业有权自主选择有执业资格的社会中介机构为其提供服务。国家机关不得强制企业接受其指定的社会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社会中介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物价部门制定的价格政策，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
第十七条 禁止国家机关、组织、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实施下列增加企业负担的行为：
(一)无偿占有、使用或者低价购买企业的产品、房产、汽车等财物和劳务,拖欠企业款
项；
(二)向企业索要财物或者要求报销各种费用、提供办案经费；
(三)强制或者变相强制企业提供赞助、资助或者捐献财物；
(四)强制企业刊登广告和参与有偿宣传报道或者订购和参编报刊、图书、音像资料等；(五)强制企业购买指定商品或者接受指定的检测、咨询、信息、商业保险等服务；
(六)强制企业参加学会、协会、研究会以及培训、展览、考核、评比、达标并支付费用
等活动；
(七)要求企业为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债务提供担保；
(八)违法增加企业负担的其他行为。
第十八条 对违法增加企业负担的行为，企业有权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或者财政、物价、监察、审计等部门举报、投诉。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增加企业负担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投诉。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和财政、物价、监察、审计等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受理企业负担监督举报、投诉制度,完善举报、投诉信息网络,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企业负担监督举报、投诉电话和网站等举报、投诉方式。
第二十条 有关行政机关收到举报、投诉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受理的决定。决定受理的，应当限时作出处理决定；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向举报、投诉者说明理由；对应当由其他机关受理的举报、投诉，一般自收到举报、投诉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移送其他有权受理的机关。涉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有权受理的举报、投诉事项，由先收到举报、投诉的行政机关处理，也可以会同有关行政机关处理。
第二十一条 举报、投诉事项办结后，有关行政机关应当将办理结果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告知举报、投诉者。对重大举报、投诉事项的处理结果，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向社会予以曝光。
第二十二条 举报、投诉者对举报、投诉事项的处理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处理决定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查。上级行政机关认为下级行政机关对举报、投诉事项的处理确有不当的，可以重新处理或者责令下级行政机关重新处理。
第二十三条 被举报、投诉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接受有关行政机关调查时，应当如实反映情况，不得阻扰和拒绝调查工作，不得打击报复举报、投诉者。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为举报、投诉者保密。
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违法增加企业负担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给予通报批评，并由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给企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妨碍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依法查处违法增加企业负担行为的，或者对举报、投诉违法增加企业负担的单位、个人进行打击报复的，由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规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企业负担监督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不履行或者不正当履行企业负担监督职责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主管机关给予通报批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七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查处违法增加企业负担行为时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6年2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