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电部关于发布《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市场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已废止)
邮电部
邮电部关于发布《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市场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1995年11月10日，邮电部
为加强对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市场管理，规范电信业务市场经营行为，维护电信业务市场的正常秩序和用户的合法权益，现发布《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市场管理暂行规定》，自即日起施行。
附件：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市场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市场管理，规范电信业务市场经营行为，维护电信业务市场的正常秩序和用户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我国境内从事放开经营电信业务的，均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邮电部是国务院主管通信行业的职能部门，负责对全国通信行业的宏观管理，统一管理全国电信业务市场。
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是本行政区内的通信行业主管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内的电信业务市场。
各市、地邮电局经邮电管理局委托或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授权，管理当地电信业务市场。
第四条 凡从事放开经营电信业务的单位，必须按规定向邮电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以下简称通信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经营许可证或申报批准文件。从事放开经营电信业务的单位，在取得经营许可证或申报批准文件、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展电信业务经营活动；未经
审核批准、未领取营业执照的，不得从事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
经营无线电通信业务的单位，凭通信主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到无线电管理机构按规定申请办理频率指派和台站设置使用手续。
第五条 通信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电信业务发展规模、频率资源优化配置情况、已开系统设备容量和市场需求，确定经营许可证发放的数量或暂停审批的日期，并提前向社会通告。
第六条 通信主管部门依据国家对电信业务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电信业务市场实施监督检查。
第七条 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一律不允许境外各类团体、企业、个人以及在我国境内已兴办的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和合作企业经营或者参与经营，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吸引外资参股经营。
第二章 经营单位的管理
第八条 获准从事放开经营电信业务的单位（以下简称经营单位）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严格遵守国务院和邮电部有关通信的政策、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等，不得妨碍国家公用电信网和专用电信网的正常运行，维护国家公用电信网的完整性、统一性和先进性。
（二）严格按照批准的业务种类和服务范围开展电信业务经营活动，并接受通信主管部门的行业管理和监督检查。
（三）严格执行国家的资费政策和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并报通信主管部门备案。
（四）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电信终端设备进网许可证制度，提供（销售）给用户和接入公用电信网使用的电信终端设备，必须具有邮电部颁发的进网许可证和进网标志。
（五）依法开展电信业务宣传，其宣传广告内容必须真实，并应符合通信主管部门核定的业务种类和服务范围。
（六）从事全省性、地区性或全国性电信业务的经营单位，应充分利用国家公用电信网或者租用公用电信网的电路组网，避免重复建设。要加强对各地所设分支机构的管理，规范其经营行为。
（七）遵守通信主管部门发布的对放开经营电信业务的统计制度，按时和如实报送经营服务情况及有关资料。
（八）加强对系统设备的运行管理，保证通信质量，健全规章制度，为用户提供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服务。
（九）按照合理布局、方便用户的原则设置营业场所，并有醒目标志及从事电信业务的宣传栏；应公布营业时间、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监督电话、收费及维修服务地点等；有用户业务使用手册等资料。
第九条 经营单位启用新的无线电频点的，应报通信主管部门备案；开办新的无线电寻呼台的，应当按照规定的申办程序向原发证机关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条 按照自愿协商的原则，经营单位可以进行联合经营和企业兼并。经营许可证由新的经营单位向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并负责做好原有用户的服务工作；其中涉及频率使用单位变更的，应按规定向无线电频率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一条 经营单位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应当在变更后的三十日内向原发证机关办理换证手续；涉及变更经营主体、业务种类、服务范围的，必须事先向原发证机关办理经营许可证或申报批准文件的变更手续。
第十二条 经营单位在经营许可证或申报批准文件有效期内，要求终止经营的，应当事先向原发证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并负责做好原有用户的善后处理工作后，再办理注销手续。
第十三条 经营单位在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由于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发证机关可以吊销其经营许可证；被吊销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应负责对其用户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经营许可证在有效期内实行年检制度。通信主管部门在每年的第一季度对所批准的经营单位开展年检工作。经营单位须向原发证机关提供下列年检报告及文件材料：
（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原件；
（二）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当年年检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经营单位的经营服务情况总结（包括本年度用户发展、设备变化及人员状况和服务费、主要营业维修点变动等情况）；
（四）经营单位从事全省性、地区性或全国性电信业务的，还须提供管理全网业务及各地分支机构经营服务的情况。
第十五条 通信主管部门进行经营许可证年检时应当对经营单位的经营主体和经营服务情况进行全面审核，对年检合格的发给“年检合格通知书”；年检中发现有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发出限期整改通知，待整改合格后发给“年检合格通知书”；经限期整改仍不合格的，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第三章 市场秩序的管理
第十六条 经营单位不得采取下列行为：
（一）伪造、涂改或转让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或申报批准文件；
（二）擅自改变经营主体或者采取承包等方式转让给其他单位或个人经营；
（三）擅自转让、出售其使用的频点；
（四）擅自超出经营许可证或申报批准文件规定的业务种类及服务范围；
（五）制作、发布虚假广告或对电信业务的种类、功能、服务范围等做引人误解的宣传；
（六）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采取低于成本价格的业务推销活动；
（七）限定他人或者利用行政手段强行摊派使用其电信业务，以排挤其他经营单位的公平竞争；
（八）传播含有违反国家政策和法规或封建迷信、色情等有害内容的信息；
（九）其他违反国家和邮电部有关规定的行为。
第十七条 经营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保护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一）传播危害国家安全或泄漏国家秘密的信息；
（二）擅自向他人提供用户使用电信业务的情况和内容；
（三）擅自中断用户的通信或者延误电信服务；
（四）擅自停办已核准经营的电信业务；
（五）窃听或复录用户的通信内容；
（六）利用技术手段扰乱其他经营单位的正常经营活动；
（七）其他损害国家利益及用户和其他经营单位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十八条 经营单位遇有下列情况，可要求用户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终止提供电信服务：
（一）用户自备的电信终端设备未经邮电部审查批准，无进网许可证和进网标志；
（二）用户拖延或拒付电信费用；
（三）用户利用电信进行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治安或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四）妨碍电信业务正常进行的其他行为。
第十九条 经营单位使用公用电信网的中继线路、设备，应当与公用电信网经营者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及违约责任。
第二十条 邮电通信企业应根据现有通信能力，按照有关规定，努力为经营单位提供开办业务所需的市话中继线、长途电信线路和有关中继设备，自开通之日起按规定的标准收费，并保证其质量，出现故障须在规定时限内修复；经营单位根据业务发展申请增加中继线等，邮电通信企业应予以满足，不得以任何理由设卡、刁难；不得擅自停通中继线等。
邮电通信企业对未经批准、无经营许可证或申报批准文件的单位，不得为其提供中继线路、设备。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通信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电信业务市场的监督检查，制止扰乱电信业务市场秩序的行为，保障电信业务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电信业务市场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须按规定出示由邮电部统一印制的通信行政执法证件，使用统一的行政执法文书；实施罚没处罚时，须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票据，罚没款上交同级财政部门。
被检查的经营单位应当对通信行政执法工作予以配合，提供方便，不得妨碍执法人员的检查工作。
第二十二条 通信主管部门在按照规定程序查处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被检查单位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证明人，并要求说明情况、提供证明材料及其他有关资料；
（二）查询、复制有关协议、文件、文稿、单据、记录、业务函电和其他资料；
（三）检查、封存有关证据和资料；
（四）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三条 通信主管部门应当公开办事程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通信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严格执法，全心全意为经营单位和用户服务。
第二十四条 通信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受理用户举报，及时调查处理，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 罚 则
第二十五条 经营单位违反下列规定的，由通信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如下处罚：
（一）违反第四条和第七条规定的，责成邮电通信企业停通其中继线、没收非法经营所得，并可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八条至第十一条和第十六条规定的，给予警告、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非法经营所得、责成邮电通信企业停通其中继线、吊销经营许可证或撤销申报批准文件，并可处1，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十四条规定的，给予警告、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责成邮电通信企业停通其中继线，并可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第十七条规定的，通信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赔偿有关用户和其他经营单位的经济损失，并可处1，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撤销申报批准文件；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第二十条规定的，通信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报批评，并可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通信主管部门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做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或复议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九条 通信行政管理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三条，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邮电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的通信行业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规定的实施。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工资改革尚需从长计议
张喜亮
2012年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将在第四季度制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此案立即引发舆论热议，一些人以知情专家的身份发表言论称，收入制度改革8年无果，缘自“权贵”、“垄断”、“既得利益”集团阻挠。一些媒体甚至以“《工资条例》夭折谁是幕后黑手”为题发表评论。笔者以为，“黑手”这样的提法及其论述的观点，实在是不够严肃，不利于社会的和谐。
从现在公布的情况看，无论是“工资条例”还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外界并不知情。其内容是什么，什么人在反对，为什么反对，反对了什么……，诸如此类都没有弄清楚，便因某知情人一说“垄断”者而义愤填膺，显然是不够严肃的。正是从道听途说的所谓“垄断”，便发表狂论：“由于垄断行业的垄断性，掌握着国家命运，也掌握着老百姓的命运。就拿老百姓的工资水平来说吧，明显的普通老百姓的收入低，可在垄断行业的高工资的参与下，增长了普通老百姓的工资，普通老百姓的工资‘被增长’，于是迷惑了公众的眼睛，更让普通老百姓吃哑巴亏。”这个评论者显然也不知道什么是“垄断行业”和“垄断性”，妄论“掌握着国家命运，也掌握着老百姓的命运”。“垄断行业”和“垄断性”怎么就控制了国家和百姓了呢？这样的评论，不可谓不负责任，客观上有制造社会对立之嫌。
众所周知，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目前我们社会分配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倾向，公民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情况十分显著。有报导：股市改革创业板诞生三年，共制造出735位亿万富豪和2489位千万富豪，而散户股民则亏损30%不止。这样的分化确实令人发指，但是，至今我们还没有证据说明这些亿万千万富豪们的收入是违法所得。同理，那些所谓高收入的企业（笔者不想随意使用“垄断”这个专业术语）高管或员工，如果说他们的收入比较高的话，那么，首先要问：他们的收入违法了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显然，收入高者依法而高并非个人所为，无可厚非亦无可指责。笔者无意为高收入者们辩护，实际上也想对此进行一些反思。笔者以为，收入差距过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现象，罪不在高收入者，无论是企业高管还是员工个人。既然不是他们个人所为，他们又何必“夭折”工资条例或分配方案呢？
不可否认，高收入者是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然而，所谓既得利益者从来不是制度的制定者，在全社会制造对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无济于事。笔者赞成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制度的制定，每个人都有平等表达意见的权利，法律、政策、制度等等的制定过程需要更加公开，但是，使之满足每一个公民的利益诉求，那也是不现实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公平表现在每个公民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同时，每个公民也都有执行依照法律程序制定的法律、政策和制度的义务。如果人大代表不能有效代表我们的利益诉求，我们依法应当罢免之，如果我们的政府首长不能为人民服务，我们选举的人大代表也可以依照法律程序罢免之。工资条例或收入分配方案的制定，亦必须遵从这些程序而不是制造社会群体的对立。有人反对，有人赞同，有人弃权等等，都是正常的意见表达，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对不同意见者以鼓噪舆论的方式大张挞伐也有违民主和言论自由的真谛。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状，主要还是我们既往政策的必然结果。比如我们提倡“市场经济”、“效率优先”、“拉开差距”等等，这些提法不仅体现在政策中，甚至体现在法律里。加之执行者片面理解，问题就出来了。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理解为“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被取义为前半句而忘记了后半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被丢掉了“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等等。这是我们值得反思的，理论必须透彻才能感召人民而成为前进的动力。不容否认，前三十年的改革我们的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但是，“公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今天我们必须严肃认真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总结经验教训，尤其要汲取教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必须从长计议，万不可操之过急。一个没有实质内容或弄些冠冕堂皇的口号，非但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且必定制度出新的矛盾。
据笔者调查发现，效益好的企业员工收入比效益不好的企业员工收入低，无论效益好或不好的企业内部之普通员工比高管们的收入低，倍受微词的央企高管收入比金融企业高管收入低，收入高的高管们比发达国家（甚至是不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高管收入低……。如此说来，所谓收入高与低，都是比较而言的，就看其参照系是什么。总体分析，笔者发现，综观全球，参照我们国家的GDP总量及其增长速度，我们国家各个群体的收入都不是高的。出现这个问题，还需要反思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执行的收入政策，政策的问题出自我们的收入或工资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作为根本制度，其方向是共产主义。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途中也一度臆造过共产主义。取消工资、取消商品等等，正是这样的理论，其实新中国的工资，一直是被作为生活费理解的。国家包揽一切福利，工资仅仅是日常生活绝对必要的费用，如果这个费用不足以维系生活的话，企业或国家会给予救助。改革开放前全国实行的“八级工资制”，完全是建立在生活费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以后，实行了“工资刺激政策”，奖金作为职工收入的一部分纳入了工资，继而还有所谓“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以及“拉开差距”等等。然后就是物价的上涨，与此匹配又加入了“物价补贴”，再后来就是“以三铁精神砸三铁”、“车改”、“饭补”、“房补”、等等。突然一日，全部收入均属于工资，加收工资“税”，又搞捆绑变化为“个人所得税”等等。如此，今天我们职工的工资，也不知道是“收入”还是“所得”亦或是“报酬”。时至今日，关于“工资”这个问题，我们国家无论在理论上、法律上还是政策上都没有个准确的统一用词，更没有统一的定义。“工资”、“薪酬”、“报酬”、“收入”、“所得”这些有着严格区分的专业术语，皆被混为一谈。比如说央企高管，其收入明确是被定为“薪酬”的，——这里有薪的部分即工资，也有酬的部分即“奖励”。我们的所谓专家和舆论界却把这“薪酬”拿来与普通职工的“工资”进行比较，如此一来，巨大的差距便出现了；而高管“酬”的部分之“风险”扣除，却没有人理会了。我们不想为高管们的高“薪酬”的合理性作辩护，如果“酬”的部分在核定的企业职工工资控制的总额之中，显然有其不合理性，——因为其挤占了职工工资数额，如果“酬”的部分是从投资人收益支出则无可厚非，——与职工工资之间差距大小没有可比性。笔者认为，制定工资条例或收入分配方案，首先必须弄清楚工资或收入的概念。若究工资条例或收入分配方案缘何迟迟不能出台，根源在此而非谁反对或赞同。
我们所言收入高低、工资差距大小，也需要弄清楚标准。如果没有可比的标准或原则，这个问题将永远无法解决。比如，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工资究竟应当是生活费还是其他？从社会各界几乎没有哪个群体对其工资满意的现实来看，问题还是出现在我们的工资内涵上了。如果我们选择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话，那么，工资就应当是其劳动价值的价格表现，按照这个原则标准，我们国家各群体的现实工资都是低水平的（个别人的个别情况不在此列），与我们国家公布的GDP总量和增长速度相比，包括所谓高收入者在内的全体劳动者的工资都必须大幅度提高，——即便是超过公布的GDP总量与增长的速度也难以弥补欠账。如果选择既往的计划经济制度，所有的管理人员的工资都是过高的，必须减下来，——同时必须承受效率和破坏性的损伤。如果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笔者认为工资政策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大幅度降低所谓高收入者的工资上，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提高低工资者的工资。如此只需要修正我们过去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即可。比如央企高管的薪酬实际上是按照“准市场”的原则确定的，而普通职工的工资则是沿用着计划经济生活费的理论；工资政策改革应当主要考虑普通职工确定的原则，亦可选择“准市场”的标准，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劳动的价值即不过大地低于劳动价值。无论怎样的选择，笔者以为那种将工资增长交由市场自行解决的办法是不可取的，比如资方自由决定高管薪酬和企业自由决定职工工资及职工工资集体谈判等等。这些做法至少在我们目前情况下还是不具备条件的，并且有极大的社会破坏性，这些破坏性的危害已经和正在被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所证明了的。
三十年前我们的城市改革就是把企业改革当作中心环节，企业改革又是从发放奖金撬动工资收入制度开始的，毋庸置疑，自此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三十年后工资收入的矛盾越来越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是该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重新设计我们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反思得好必将开拓出未来三十年的大好局面。然而，工资收入分配制度乃国泰民安之大事，必须从长计议，即从国家、社会和人民福祉的长远大计考虑，做好充分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论证。设计新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要充分考虑下述几个原则性的问题：第一，要解决治国理念问题，如国富民强，还是民穷国强，还是藏富于民，还是国民均分；第二，要在工资政策出台之前先修改既往涉及的工资法律，如工资增长的“两低原则”还是“同步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亦或是“公平和效率兼顾”；第三，要统一工资、薪酬、报酬、收入、所得等等概念，严格在相应的层次上使用这些专业术语；第四，要找出社会各界不满意工资或收入问题的根本所在，如是不满意自己的收入低了，还是不满意别人的收入高了，或是不满意物价水平，或是不满意腐败者的非法所得；第五，要评估改革政策出台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如果无力承受或排除产生的负面影响莫若再潜心研究。国之大事须谋定而后动，切勿急功、操之过急、敷衍塞责，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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