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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商法的形成及背景分析

胡晓东

摘 要：中世纪商法的形成，为近现代西方商法的发展奠定实践的基石，并影响着其发展的轨迹。然对促进其形成的因素，历来学者会以不同的出发点予以述及。在述引伯尔曼的评析因素后，分别从战争的影响、文化的原有积淀、强势文明的威慑力及标榜力、文明征服中的交叠性渗透及潜在的影响、规则体系的非封闭性特征等几方面分析商法在中世纪形成的综合背景。
关 键 词：中世纪 商法 因素 文明 背景
文献标识码：A
西方商法体系的形成及其对现今社会的影响

交易与商务往来之结果，遂启交易行为与商业关系发达之端，此种交易行为及商业关系与普遍日常生活之往来与关系，固不相同，其（与--摘补）乡村生活及农业生活上之往来与关系，尤复有异。规律商人及其行为与关系之规则，即以之包括于普通法律或一般共同法律之中，固无不可，但此种规则在不少方面，仍与规律非商人之法律行为与关系之规则，究不尽同；商法终归构成普通法中之一特别部门，即退一步言，至少与普通法可以分别，而成为一种特别法。[1](P.217)从孟罗·斯密所言对商法的特别性渐有明晰，再从伯尔曼的论述中对商法自身的专门特征会有明确理解。
商法支配着在特定地方（集市、市场和海港）的特定的一群人（商人）；它也支配城市和城镇中的各种商业关系。虽然它与城市发和教会法的联系特别紧密，但它有别于教会法、封建法、庄园法、城市法和王室法。
商法与当时其他主要的法律体系一样，也具有客观、普遍、互惠、参与裁判制、整体以及发展的特性。这六个特性不仅说明它与整个西方法律传统紧密相连，而且还为它自身的专门特征提供了一个索引。[2]（P.415）
在理解商法的特别性和其自身的专门特征的基础上，对于商法的形成的分析就要来的相对较好陈述些。
至商法所以逐渐有成为一特别体系之趋势者，尚有一特别理由。缘乎商务之为物，对于各地法律之歧义及因此所产生之法律抵触，向来即不能相容，良以商业之活动非局部的活动，不受地方或区域之限制，而系不分畛域，超越国际界限之活动。因此，商业永远在努力于普遍规则之安全，海上商业，尤其如此，无时不以更大之努力，以求实现此目的。其理想之目标，乃一种全世界普遍通行之法律，而由各国特别商事法院以执行之。[1](P.217-218)
人们可以想象，11世纪晚期、12世纪和13世纪欧洲各大学中博学的罗马法学家是能够从罗马法的文献中创立出一种新的商法体系的，就像他们从那些文献中创立出一种新的市民法体系一样。人们也可以想象，在那些大学中的教会法学家以及他们在教皇法庭和主教法庭中的同行们也可以完成同样的事情，尤其是考虑到各种教会社团已经大量从事商业活动这一事实，就更是如此。然而，作为那个时期的特征，商法最初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虽不是全部----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他们组织国际集市和国际市场，组建商事法院，并在雨后春笋般出现于整个西欧的新的城市社区中建立商业事务所。[2]（P.414）
两位学者的阐述使得商法形成的初因及其最初的主要创立力量明晰地呈现出来。关于商人发展的商法的汇集和传播则是伴随着西欧当时的贸易发展和延伸渐次波及整个区域。此间商法的实践者（商人）、研究商法的学者、商事法院的裁判者、自治城市的政治共同体等的作用是需给予足够重视。正是由于他们的实践、研究、适用、颁行等活动使得商法的传播和汇集成为一必然趋势，并最终走向统一。商法在中世纪形成时期基本上是沿着两条线并行的，尽管有时（甚至在相当长时间里）不同步。这两条线就是海商法和支配陆地贸易的法律体系。尽管后来随着商法的统一，两者渐渐有所融合，但仍然能从法典中隐现曾经的分离。《阿马尔菲表》、《维斯比法》、《奥莱龙法》、《海事法典》[2]（P.414）在中世纪不同时期的编撰、颁行，及在相关区域所表现出的权威力量是商法形成过程中的汇集、传播、统一或者说划一的有效验证。
由于商法的实践、发展及开放等特性使得商法对后来西欧的贸易的调整力是日渐加强，乃至影响到现在的全球性贸易活动。中世纪后期商法统一化的历程是明显的，但从法典的一统性角度来说商法的统一是在商事活动的使用层面上，并未达到法典的一统，而是在不同的法典中存在相同的规则。随着西方近代化的进程的轰轰轮响及民族国家的勃然兴起，商法的这一特点在西方各国的体现尤为明显。在各自继承原有的商法的基础上形成了主要的两大体系：大陆法系商法（法国体系、德国体系、日本商法）、英美法系商法（英国商法、美国商法）。当然由于一些国家采取了民商一体就不做归纳了。
大陆法系商法
法国体系，以《法国商法典》为代表的体系。是在路易十四时期制定的《商事敕令》和《海事敕令》的基础上，经过富有创造性的编纂整理而成的。其特征：第一，它是近现代商法的始祖。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商法典。第二，他开创了民商分离的立法先例。并因此而将私法的立法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第三，改商人法为商事行为法。即，围绕商事关系的确定，采用单纯意义的客观主义标准。属于这一商法法系的国家有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埃及、土耳其等。以及受葡萄牙商法影响的中、南美洲诸国如阿根廷、乌拉圭、墨西哥及秘鲁等。[3](P.37-38)、[4](P.193-195)
德国体系，以《德国商法典》（1900年生效）为代表的体系。其成为典范的特征：第一，该部法典的制定，曾经历过长时间的理论酝酿与立法实践探索，并因此而使其所采用的立法技术客观上甚为精到。第二，该部法典以奉行新主观标准而为突出之见长，遂而有效地扼制住了在商事关系的确认方面既已出现的“政治泛化”倾向。第三，新主观主义标准的采用，使德国的商法典既获得无与伦比之稳定性，又使其社会影响远大于法国商法典。[4](P.197-199)世界各国，直接或间接以德国商法典为模式，而仿效编制或修订本国商法典，或制定商使法规的，主要有：瑞典、奥地利、挪威、丹麦等。[5](P.29)
日本商法，日本商法经历了旧商法与新商法的变迁。尤以1899年的新商法典具有典范性。其原因在于，该法典所具有特色及该法典得以产生的思想与文化基础变化。[4](P.201)它在继承日本传统商事习惯的基础上，主要效仿1897年制定的德国商法典，同时还吸收了法国商法、英国商法的部分内容。[6](P.440)
英美法系商法
商法则被认为是英美法中的精华。属于这一商法体系的，除英国和美国外，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以及愿英属殖民地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地商法。其中，英国和美国商法无疑是这一法系中最具有代表性地商法。[3](P.42)
英国商法，乃是普通法和衡平法中有关商事的习惯法、判例法，与后来的商事单行成文法并存，而形成的法律规范体系。[5](P.29)但是，其商法的第一渊源，也是最主要的渊源，依然事商事判例法。[3](P.46)
美国商法，其商法也是以英国的普通法为基础。在现代，一般人们谈起美国商法时，从狭义上是指已在美国绝大多数州适用的《美国统一商法典》；从广义上解释，对于什么是商法则众说纷纭。在美国，商法是指那些与商人相关的法律。[3](P.46)
当今的贸易体系是以西方的贸易机制为主体框架搭成的，所以原来调整西方贸易活动的法律体系必然成为现今贸易活动的规则的核心。并有向统一的趋势发展。[7](P.310)从WTO的许多规则中都能看出原有的商法痕迹。为了融入已经形成的贸易体系，非西方国家和区域必然要受到以西方为主体的贸易规则的规范，当然也会受到规则的合理保护。中国历经多年才迈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就是非西方国家融入现今贸易体系的例证，同时彰现了这一过程的艰难性。但是鉴于商法的开放、发展特性，相信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对全球各种文化所形成的、能为人所认同的规则予以包纳。

形成商法诸因素之析评——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

一

西方商法的源头说法难一，如孟罗·斯密所述“据近代少数学者之意见，商法之历史系始于公元前2000余年之巴比伦。当时巴比伦法律中关于商业方面之法规，极为发达，此史实昭然，毋庸或疑也。……自来有人认为：此巴比伦商法曾有巴比伦商人输入腓尼基及地中海诸国。但此种推定，颇难成立，因为此推定完全根据巴比伦与地中海诸国制度之相似一点，作为其论断之前提。……关于地中海商法之发展，吾人在研究希腊法，尤其在研究雅典法时，始觉“脚踏实地”。盖希腊法与雅典法中，不仅可发现种种适合商业需要之制度与规则，且可见有不少之证据，证明当时确有通行于地中海各地之普通商法的存在。”[1]（P.219）源头之溯还待后来能够新发现的考古物证、文献予以深研细究，但对于其的完整形成则基本上是在中世纪普遍认同。
中世纪是西方历史中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而商法确在这一历史时期得以形成。鉴于此，对于商法形成的诸多因素有不同之析述，尤以伯尔曼在《法律于革命》宏著中做出了明晰的表述具有标志性。伯尔曼从人口统计因素、技术因素、政治因素、宗教因素对西方商法形成作了分析。通过对中世纪人口的变化分析，得出人口的增长使农业生产迅速扩展，城市的规模和数量急剧的增大和增加，促进了新的职业商人阶级的出现和壮大。商法的形成就是应商人阶级的需要而适时之必然。在对城市贸易和乡村贸易并重分析的基础上，推出因贸易活动的操作、管理、归置等技术的诉求势必使得商法不仅形成而且多向性延伸。不仅严格意义上的销售活动归商法调控，而且商业交易的其他方面，包括运输、保险和资金筹措等也归其调控。同时由于调控的需要和商业实践的变化，使得商法的法律技术设计不断创新，如流通汇票应用和有限责任合伙的产生等等。为了与一般的观点区别，分析资本主义在中世纪的兴起，从政治因素方面提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本质上是相容的，而且是完全相互依赖的。认为封建-农业价值同资本主义-商业价值根本上是一致的，并且能够达到合法的妥协。即商法能够也必然在封建主义的条件下产生和形成，而不是反之。分析了教会改革的诸多方面后，针对通行的观点：把教会认为是中世纪倒退势力的源泉，表述出自己的看法：教会不仅相信使商业活动与一种基督徒的生活相一致的可能性，还认为商人的经济活动也能成为通往拯救的一条途径；教会也认为商法应该反映教会法并不与教会法矛盾，尽管商人们并不总是同意这种观点；但商人仍然将其行为置于一种以上帝的意志为基础的规范之下。“一种声称要把商人的灵魂引向拯救的社会经济道德得以产生。这种道德体现在法律之中。法律是商业活动和灵魂拯救之间的一座桥梁。”即教会是商法形成的促进因素之一，而不是简单的将其划入阻挡历史前进车轮的障碍。而兼具政治因素和宗教因素的十字军东征和殖民运动促进了远距离的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扩展了商法的范围。[2]（P.406-413）伯尔曼的精析把商法的形成诸因以一种立体的架构展现出来，使得各因素成为商法形成的共因，而不是重此轻彼，可谓是一忠于历史，深析历史的经典表述。

二

如果没有精深的历史学和法学功底而试图作相同的分析，势必构成东施效颦。但又有古语：后生无畏，或者说年轻无畏，无知无畏。现欲班门弄斧，试图以一个初学者的视角和东方人的思维来对中世纪商法形成的因素作些浅析。同时为有别于伯尔曼所分析的结果，当然并不是对其分析结果的不认同，而是在承认其所述的基础上从另外的方面来做浅析。
从罗马帝国在西欧轰然坍塌开始，战争就如连绵之秋雨在那片土地上持续发生。在帝国权力消亡的真空时代，各种力量在西欧开始了角力。蛮族世界的大举入侵，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不同的日耳曼王国。教会的勃然兴起也使得教廷的力量渐次加强，终形成教廷的罗马。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构建了拜占庭帝国。甚至伊斯兰教也在边缘地带形成权力力量。在各种政权的角力中，出现中世纪特有的状态：政治统治的不同性且相互共存。当时的意大利就是政治统治的不同和文明与传统的多样性的显著例证。[8](P.1)各种政体的共存为新生阶级建立新的政权提供了社会环境，而当商人与手工业者共同建立起城市政体后，新生法律的形成就成水到渠成之势。
文化是一种文明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绵的源泉，同时文化也是各种文明对相似外界刺激做出不同回应的背景根因。西方基督文明[9](P.399)是中世纪复兴并逐渐形成的，它是以召唤古希腊文化的幽灵为方式，继承罗马文明的遗珍，接受日耳曼文化的因素，应对伊斯兰文明的挑战的综合活动中磨砺而成。其形成的历程和诸因素的比重异同必然使得文化的格局是多种共存且相互影响的。当希腊文明的亡灵在亚平宁半岛上复活时，希腊的民主政治思想在以商人为主的城市社会的复兴就会不待时日。新商人所创之法又随着商人的足迹传播四方，商法在西欧的形成就不以人的主观意念而是应客观实情的实然。希腊社会的利己主义（或者说以个人为核心）与罗马的法律理念的结合，再融合日耳曼的团体本位意识可以说是中世纪商法的内核。再者，西方的分权传统文化也是商法形成的外因之一，试想假如西方已之处在集权的统治之下，谁又可能建立一种与中央权力相左地政权？当然集权与分权的孰优孰劣势不能简单的绝对归置，而应当看到这两种制度形式如果处于中庸的位置（或者说非极端化）都可以有效治理社会，而当任何一种向极端化发展就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世界的历史现实昭示在权力与制度层面上是强者的作用力起主导的，尽管在哲学和思想领域强者并不能完全渗入。中世纪强者的威慑力和标榜力更为明显。这里的强者不仅仅是武力方面，还包括经济实力方面。
意大利在西欧、拜占庭和穆斯林世界之间的中心地位决定了它在十字军时期占着中世纪商业史上的优先和卓越地位。……正是意大利人，首先组织了在河流上用船舶、在阿尔卑斯山路上用大篷车的运输方法。他们是香宾集市上的主要商人集团；他们也首先改进了商业上的重要营业方法，就是使用汇划票的办法。……意大利的商业还是非常繁荣的。[8]（P.1）
不仅自十字军兴而后，意大利之商务已臻发达，且同时地中上之古代万民法，亦复东山再起。所以意大利城市根据此种种基础而建立之法律，自然优于德法二国中所创造之法律多矣；如当时西、法、德各国就意大利商法中适应各国国情者，所编述之种种书籍，已成为中世商法之权威著作，故谓意大利之商法为中世各国商法之典型之母法，诚非过言也。[1]（P.223）
当意大利的城市国家：阿马斐（阿马尔菲-摘注）威尼斯、热那亚、米兰、比萨等方兴未艾般的兴起后，在西欧他们成为武力与经济实力的象征，成为不折不扣的强者。尽管难以持续的称霸于当时。他们的足迹遍布欧亚非三大陆，几乎垄断了地中海的海权。他们的商业触角极力的扩张，经济实力军事力量蓬勃增强。乃至教皇发动十字军首次东征时要向其发出请求海上援助的信函。[10](P.485)城市国家在他们征服的域内以国家强力为威慑建立符合其利益的法律；在其不能征服及其它共生政权领域以其制度的有效适用为标榜，促使别的政权采纳其法律。这样商法的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传播乃至大面积的形成就不足为奇了。
征服与被征服时一种互动的过程，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征服有时并不是全面的，甚至会出现政治武力的征服与制度文化得征服的交错及相悖性。——即被征服者的原有规则在征服者的制度中延续乃至发展更新。当罗马帝国的防守栅栏被日耳曼的铁骑踏破后，征服者并未将罗马的各种制度摈弃，而是让其制度仍然部分有效甚至还予以发展。当穆斯林们手持弯刀、跨下轻骑驰骋亚非欧土地上时，并未将原有的文明掩埋，甚至继承了部分希腊文明，后来又将它带回欧洲，还给那片曾经创立它的土地。这种被征服者的制度在征服这哪里仍然能够得以延续的状况，使得那些被历史证明有效的规范能够存续下来，并不断得到复兴和新生。中世纪商法自所以能够形成，就是因为贸易作为一种人类不可或缺的活动贯穿于人类历史之中，而作为调整贸易之规则的各种制度会形成互融并相互继承和各自创新。以商人为主要代表的城市国家的建立并不断向外部征服，并没有使其法律处于静止状态，而是不断的吸收合理的内容且不计较起来源于何处。其他政权（教会、王室、庄园等）也没有简单的斩断贸易的连接，而是采用合于其统治需要的规范。各种政权的相互征伐中对敌方的制度采取的选择适用的方式无疑增强了商法的渗透力。这又为商法的最终的整合奠定基础。
规则体系的非封闭性也是商法形成及发展的因素之一。当罗马帝国之法律随帝国的消亡在统治层面上的消隐，西方的法律就开始了向非封闭化的走向。历史辗进的车轮载着非封闭化的规则体系炼历过漫长的中世纪，而非封闭化的规则体系也在这炼历过程中磨砺、成长、发展。法律从帝国体制下的状态向二元化变更，出现了教会法与世俗法的分野，各自又都向下呈开放之态势。教会法出现教会婚姻法、教会继承法、教会财产法、教会契约法等的细化；世俗法同样衍生出封建法、庄园法、商法、城市法、王室法几个新的法律体系。新的细化与新的体系仍然秉承原体系的非封闭性，以开放性的态式发展。商法就是在这以开放式发展的过程中得以从其原所在的体系中独立出来，并不断的向深广方面拓展。《阿马尔菲表》、《维斯比法》、《奥莱龙法》、《海事法典》[2]（P.414）的先后继承性就是这一因素的起效的证明。
有道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先贤们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况且会如此不一，而今渊深博学之才俊对同一问题的分析更会各抒己见，况我以浅知后生当会以无畏之胆识突发思语以述自意。其文中不确之处及纰漏之语必难以避免，望贤师及读者予以斧正。

参考文献：
[1][美]孟罗?斯密 著.欧陆法律发达史[M].姚梅镇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美]伯尔曼 著.法律与革命[M].贺卫方 高鸿钧 张志铭 夏勇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上海振兴铝业有限公司等与潘某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一、案件来源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4）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07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46号民事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权利人除以民事、刑事诉讼方式外，还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查处侵权行为，并对侵权人的行为进行处罚以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当事人申请，及时进行调查，收集并调取证据，并可扣留被申请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载有商业秘密的图纸、软件及其他有关资料，责令被申请人停止销售使用权利人商业秘密生产的产品等。最后根据查明的事实，对侵权人处以行政处罚。

三、基本案情
原告振兴公司自1998年起开始开发并生产免切削电机壳，并于1999年制定了该产品的生产技术规程。2003年3月，振兴公司开始实施其制定的“免切削电机壳”技术检测标准。自振兴公司生产免切削电机壳之日起至诉讼止，其共设计、绘制283张免切削电机壳产品设计图纸，开发使用该产品的客户191家。在原告提供的客户名单及相应发票中，记载了使用免切削电机壳客户的名称、地址、产品、联系人、联系方式等具体信息内容。
被告惠恺公司自2003年9月10日成立起至2004年4月止，共计与70家客户发生免切削电机壳交易。其中有68家客户曾与原告振兴公司发生过免切削电机壳的交易，且被告惠恺公司确认其中大部分客户在其处订购的免切削电机壳产品规格与振兴公司的相同。
被告秦某系原告振兴公司股东，自1999年8月起在振兴公司担任经营部销售员，并长期负责免切削电机壳的销售工作。2003年1月27日，振兴公司与秦某续签了《劳动合同》，约定秦某应遵守振兴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生产工作程序及保密规定，并在与振兴公司终止劳动合同起2年内不得从事与振兴公司相同或相似的经营业务及工作，并不得向其他企业或个人泄露有关振兴公司的商业秘密。2003年9月19日，秦某从振兴公司处离职，并于同月25日至被告惠恺公司从事免切削电机壳的相关工作。在诉讼过程中，秦某确认其在振兴公司工作期间接触过振兴公司当时的产品设计图，也接触了振兴公司191家客户中的绝大部分，其中包括与被告惠恺公司发生交易的68家客户。
被告潘某自2001年8月起至2003年9月25日止在原告振兴公司处从事免切削电机壳质量检验工作。2003年1月，振兴公司与潘某续签了《劳动合同》，其中约定潘某必须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及工作程序和保密规定等。2003年10月底，潘某至被告惠恺公司工作。后在庭审中，潘某表示其仅接触过振兴公司免切削电机壳技术检测标准。
后振兴公司以秦某、潘某离职后至惠恺公司处工作，并向会开公司披露其相关技术、经营信息，侵害其商业秘密为由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04年9月，上海市二中院就本案相关技术问题委托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以下简称“科技部事务中心”）进行鉴定。科技部事务中心出具的《技术鉴定报告书》及两份补充意见认为: 振兴公司免切削电机壳生产技术规程记载的制造技术流程、技术操作规程等技术及免切削电机壳的技术检测标准中记载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运输及储存等技术信息为公知信息。但振兴公司的产品设计图中所记载的不同型号和规格产品的图形设计、技术要求等整体组合技术信息为非公知信息。惠恺公司的免切削电机壳生产方法和加工流程与振兴公司生产技术规范中记载的技术内容基本相同，且惠恺公司提供的17张免切削电机壳产品设计图纸与振兴公司的产品设计图上所记载的不同型号、规格的产品形状、尺寸公差、技术要求等整体组合技术信息相似。

四、法院审理
上海市二中院经审理后认为，根据科技部事务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原告振兴公司主张的免切削电机壳的生产技术规程、技术检测标准、外协作单位的具体信息、销售价格及利润率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为其商业秘密。但其283张产品设计图记载的不同型号、规格的产品形状、尺寸公差、技术要求等技术信息的整体组合以及其免切削电机壳的191家客户名单中客户名称、地址、产品、联系人、联系方式等具体信息内容的整体组合，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是原告振兴公司的技术、经营秘密。上述信息均为非公知信息，是原告自行设计及经长期与客户的经济交往活动中积累起来的，能为原告带来竞争优势并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同时原告还采取了与员工签订含保密条款的《劳动合同》、制定公司《保密制度规定》等保密措施，故符合商业秘密的秘密性、价值性及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构成要件。
因原告主张的免切削电机壳的生产技术规程、技术检测标准、外协作单位的具体信息、销售价格及利润率等信息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法定要件，故对于原告认为三被告侵害其上述商业秘密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被告秦某擅自披露、允许被告惠恺公司使用原告的17张免切削电机壳产品设计图记载的技术秘密和68家“免切削电机壳”客户的经营秘密，被告惠恺公司应知被告秦某向其披露的是被告秦某掌握的原告的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依然非法使用，两被告的行为共同侵害了原告的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应共同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被告秦某、惠恺公司还应当承担不得泄露原告商业秘密的民事责任。因原告未能证明被告潘某对原告涉案被侵害的商业秘密有过接触，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潘某承担商业秘密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海市二中院判决：被告惠恺公司、秦某停止对原告振兴公司17张免切削电机壳产品设计图纸中记载的技术秘密、68家免切削电机壳客户经营秘密的侵害，并应在2年内（从2003年9月19日起计算）不得泄露上述商业秘密；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振兴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
判决后，振兴公司、惠恺公司和秦某不服，向上海市高院提出上诉。
振兴公司的上诉理由主要是：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免切削电机壳技术工艺组合，外协客户名单、地址等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不当；原判决对上诉人损失数额的认定过少；原审已查明被上诉人潘某接触上诉人图纸，却未追究其应负责任的判决错误。
惠恺公司和秦某共同提出上诉，其理由为：被上诉人振兴公司未明确保密信息的范围，且其《保密工作规定》不具有真实性；上诉人惠恺公司的图纸等资料均有合法来源；振兴公司的产品图已经公开，属于公知技术信息；振兴公司的客户名单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是公知信息；一审判决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不当等。
上海市高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事实，认定了上诉人振兴公司拥有的有关商业秘密的范围，以及上诉人惠恺公司、秦某实施了侵害上诉人振兴公司有关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该认定并无不当。原审法院据此判令上诉人惠恺公司、秦某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也无不当。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
一、上诉人振兴公司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免切削电机壳技术工艺组合、外协客户名单、地址等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是错误的。
法院认为，《鉴定报告》及两份补充意见在形成程序上是规范的，在内容上是充分和完整的，振兴公司并没有充分证据从技术上推翻该鉴定结论；而振兴公司主张的其外协客户名单、地址等信息，因其提供的有关证据不能反映上述外协单位的具体、确定的信息，故上述二信息均不构成其商业秘密。原审判决的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
二、上诉人振兴公司诉称：原审已查明被上诉人潘某接触上诉人图纸，却未追究其应负责任。
法院认为，虽然被上诉人潘某接触了部分振兴产品的设计图，但振兴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潘某接触这些图纸的具体情况，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潘某向惠恺公司泄露了上述产品设计图。因此，上诉人振兴公司要求被上诉人潘某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故原审判决对于振兴公司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三、上诉人惠恺公司、秦某诉称：原审法院对《保密工作规定》的认定存在严重错误，振兴公司并未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
经查，秦某于2003年1月27日，与振兴公司续签的《劳动合同》有要求员工保守企业商业秘密的约定。这一事实本身已经反映了振兴公司对其商业秘密进行保密的意识和采取了一定的保密措施。秦某已负有按约定不得向他人泄露振兴公司有关商业秘密的义务。故尽管振兴公司的《保密工作规定》上没有公司的印章，但这并不能否定有关证据可以与其相印证，以及振兴公司已经采取了一定保密措施的事实。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四、上诉人惠恺公司、秦某诉称：上诉人惠恺公司的图纸等资料均有合法来源；振兴公司的产品图已经公开，属于公知技术信息：1、一审法院以复印件为由否定了上诉人惠恺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有失公平；2、振兴公司将产品图交客户确认的事实清楚，其与客户的交易行为实际上公开了其技术信息。
经查明，原审判决并非仅以复印件为由否定了惠恺公司的相关证据，还因为在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中，存在有的图纸所载信息与客户原图并不完全相同，而与振兴公司的产品设计图相同；有的传真件中所称产品型号与振兴公司的产品型号相同等情况。且这些相关证据均无其他充分证据佐证。故原审判决对这些证据不予采信，并无不当。而将产品图交特定客户进行确认并不等于向普通公众公开。何况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当事人负有法定的保密义务。并且，上诉人也无证据反映振兴公司产品图中的有关技术秘密信息已经被上述特定客户公开。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亦不成立。
五、上诉人惠恺公司、秦某诉称：振兴公司的客户名单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是公知信息，可以从互联网中直接获得。
法院认为：从互联网中虽然可以直接获得大量信息，但并不能以此否定他人商业秘密的存在。经查，振兴公司客户名单之所以成为其商业秘密，是指其名单中的客户名称、联系方式等具体信息内容的整体组合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惠恺公司既未能提供从互联网上查询的振兴公司的所有客户名单，所提供的证据也未能反映振兴公司这些客户的整体组合信息。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法院不予支持。
六、上诉人振兴公司、惠恺公司、秦某均诉称：一审判决关于赔偿数额的认定不当。
法院认为，经营者违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鉴于秦某、惠恺公司的侵权获利及振兴公司的损失均无法确切计算，原审判决根据有关销售情况，秦某、惠恺公司的主观过错，以及惠恺公司使用上述商业秘密的具体情况等综合因素和振兴公司的诉讼请求，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并无不当。故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亦不成立。
综上所述，上海市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被告秦某在离开振兴公司后，将在工作期间掌握的有关技术秘密、客户经营信息泄露给惠恺公司使用，给振兴公司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之后，振兴公司选择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追究张某、惠恺公司的民事责任。事实上，权利人除以民事、刑事诉讼方式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外，还可以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查处侵权行为，并对侵权人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借本案，我们就来谈一谈商业秘密的行政保护问题。
实质上，与民事、刑事诉讼保护方式相比，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于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处理更为高效、快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受理案件后会迅速的展开行动制止侵权行为，及时进行调查，收集、调取证据，且处理的周期短。同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理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是不收费的，从而减轻了商业秘密权利人的经济负担。
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可知，权利人选择采取行政救济方式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时，首先，应确定管辖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一般而言，县级、市级工商管理机关管辖本辖区内发生的案件，省级工商管理机关管辖本辖区发生的重大、复杂案件，而国家工商管理机关则管辖跨区重大、复杂案件；其次，权利人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查处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时，应提供商业秘密存在及侵权行为发生的相关证据。若权利人能够证明被申请人所使用的信息与自己的商业秘密相同或类似，同时能够证明被申请人有获得其商业秘密的条件，而被申请人不能或不提供所使用的信息具有合法来源的证据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根据有关证据，认定被申请人存在侵权行为；再次，对被申请人违法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商业秘密将给权利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的，应权利人请求并由权利人出具自愿对强制措施后果承担责任的书面保证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停止销售使用权利人商业秘密生产的产品；最后，根据所查明的证据和案件事实，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作出处罚，包括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和对侵权人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但应注意的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只对侵权人进行行政处罚，不对侵权赔偿作裁定，只进行调解。
之后，若侵权人拒不执行处罚决定或继续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则视为新的违法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其予以从重处罚。另外，商业秘密权利人应当注意到，在向行政机关举报的同时，或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后（行政处罚决定书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还可就相关赔偿事宜向人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侵权人给与赔偿，以最大化的实现自己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