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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带给我们的惊喜

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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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民工的权益保障一直受到社会的关注。去年，温家宝总理帮民工讨工钱引发了一场年底帮民工“讨薪”的运动，这场运动让企业对拖欠民工工资有所顾忌，今年民工的处境应该比往年好多了。奇怪的是，今年年初便从福建一些地方传出“招工难”问题，随后这一现象蔓延至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劳动力输入地。9月7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发布《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首次承认我国局部地区客观存在“民工短缺”问题。
“民工荒”让劳动管理部门感到意外、让用工企业感到头痛。“民工荒”现象也让一些人士感到担忧：这是否是一个信号，年复一年的“民工潮”就此退潮？沿海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具有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一旦民工出现短缺，那些靠劳动密集型维持生存发展的企业会不会大量关门停产？这是否意味着支持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不复存在？对那些依靠廉价劳动力生存的中小企业，这是否是一场灾难？
面对诸多疑问，我没有丝毫悲观，同几亿农民兄弟一样，我盼望这一天已经盼望了十几年。“民工荒”之所以在今年出现，不是没有缘故。这里折射出的是中央今年“三农”政策取得的实效，看到的是民工维权意识的觉醒，敲响的是民工也是劳动者的警钟。“民工荒”给我们带来的决不是灾难而是惊喜。
多年以来，民工离乡打工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种地不赚钱。今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而上半年农产品价格上涨也给种田地的农民增加了收入，这一加一减，让农民看到了田野的希望，很多农民放弃外出打工安心在家种田地。在农村不少地方看到一个可喜的变化，有些地方农民把已经转包出去的农地拿回来自己种粮，有些地方农民把原来的单季稻改种成双季稻。以前的“民工潮”给一些地方带来令人痛心的“土地撂荒”，在一些贫困地区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越是贫困的地方越是外出打工的人多，外出打工越多的地方土地撂荒的越是多，那边民工潮起这边土地荒芜。现在，“民工荒”则土地不荒矣！对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粮食问题是头等大事，粮食稳则民心稳，农民愿意种田地，岂不是一件大好事？
“民工荒”给我们带来的惊喜之二是民工的维权意识加强。第一代民工赚的多是“血汗钱”，他们外出打工的唯一优势是吃苦耐劳，他们能不计报酬地加班加点，能在恶劣环境下毫无怨言地工作，用透支身体健康为代价换取几百块钱一个月的“工资”。相对于第一代民工而言，现在的“民工”多出生在80年代，他们缺少父辈的忍耐，多了些文化知识，又加上不少法制的洗礼，维权意识与父辈早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在寻求打工赚钱的同时还寻求学知识、学手艺，在赚钱的同时也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那种既学不到手艺又赚不到钱的“苦力活”对他们缺乏吸引力，他们在选择工作时知道“挑挑选选”，在工作不如意时知道“跳槽”。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知道拖欠工资、超时加班加点、扣押身份证是在侵犯他们的合法权益，虽然他们难以改变目前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现状，但他们可以“不碰”那些漠视他们权益的用工单位。在劳动力市场他们个人是弱者，但当他们集体意识到自己权益，开始用脚投票的时候，也许他们就是强者。
“民工荒”其实是一种谬误，在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只存在劳动力过剩，解决就业问题是大多数国家面临的难题，中国也不例外。目前，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民工荒”，并非没有民工，而是因为那种低价的工资待遇和恶劣的劳动条件使民工不愿意就业。就本质而言，是用工单位的不愿意支付劳动力商品起码价格造成的“用工荒”，决非民工短缺造成的“民工荒”。
“民工荒”带给我们的惊喜之三是民工开始用行动回敬那些漠视他们合法权益的用工单位，他们在争取法律赋予他们作为一个劳动者享有的基本权利。
劳动法颁布实施已经十年，但法制的阳光从未真正照耀在农民工身上。那些写在《劳动法》上的条款，诸如最长工作时间的限制、加班加点的限制、最低工资保障、工资支付的规定、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的规定等等，对大多数民工而言，是一纸可望不可及的空文。广东东莞一带一些来料加工厂一直流行一种说法：“赚的就是人工的钱”。民工以超出法定工作时间几倍的工作量换来的只是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他们每天干14~16小时的活，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日，终日在高温、潮湿、充满有毒有害气体的环境里劳作，每月只有300~400元钱，即便是这样几个“血汗钱”也时常被拖欠。据劳动部课题组专家介绍，去年底深圳市在企业工资发放情况大检查中，发现欠薪企业653家，占被查企业总数的40％多，涉及员工10多万人次，欠薪总额达1亿多元。一些企业劳动环境恶劣，加班时间长，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会保险，除了拖欠民工工资之外，有的企业还肆意扣押民工的身份证件。尽管政府有关部门不断地进行查处，但从未取得实效，因为用工单位不怕民工走，你前面走我马上可以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让用工单位对侵犯民工的权益有恃无恐。“民工荒”的出现给那些用工单位敲响了警钟：民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也是享有《劳动法》规定的权利的劳动者。可以毫无顾忌地从民工身上榨取利润的时代不复存在，在出现民工短缺的地区，一些明智的企业主开始在考虑增加民工的工资或改善民工的工作条件。
有人称中国为世界的“加工厂”，中国加工业的兴起不应以牺牲民工的利益为代价，而应走技术发展之路。现阶段民工短缺或许会给一些企业带来阵痛，从长远观点看，它对企业、对国家、对民工个人都会带来好处。我国已经从商品不足过度到一般商品过剩，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的时机已经成熟。国家可以以此为契机，淘汰一批高消耗、低产出的落后企业；企业可以以此为契机，改善劳动条件和民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以此为契机，规范用工单位的行为，实现劳动用工的法治化。
“民工荒”带给我们一次绝好的劳动法普法机会，如果我们能适时抓住机会，进行因势利导，让法治的阳光也照射在民工身上，让民工切实感受到劳动的快乐和幸福，让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他们会以百倍的努力回报社会，中华民族的振兴也指日可待。


隐私权与临床教学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　邓利强　刘凯


前言
从以往的医患关系来看，作为自然人所享有的人格权之一的隐私权与附属医院或教学医院的职能是不存在交集的。但是，由当前众多媒体的报道来看，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在临床教学（或称之为对患者的诊疗）的过程中因隐私权所发生的纠纷处于上升的态势。对于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众说纷纭，本文适对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因隐私权所发生的纠纷，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一、 隐私、隐私权以及附属医院和临床教学医院的概念
所谓隐私，是指自然人自身所享有的与公众利益无关并不愿意他人知悉的私人信息。
所谓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1997年4月群众出版社第21页）一般认为，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其内容具有真实性和隐秘性，主要包括个人生活宁静权、私人信息保密权、个人通讯秘密权及个人隐私利用权。（王利明《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149）
从我国当前临床教学的实践来看，承担临床教学职能主体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附属医院，一类为教学医院。所谓附属医院，笔者认为是指高等医学院校（系）设置的包括承担临床教学职能在内的医疗机构。所谓教学医院是指经卫生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评审，达到教学医院条件，并与高等医学院校建立起稳定教学协作关系的地方、部门、工矿、部队所属的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丁涵章等主编《现代医院管理全书》，杭州出版社，1999）
笔者以为，不管从何种角度对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进行定义，有两种固有的性质是此两类医疗机构所共有的。一是承担公共医疗卫生的职能——根据我国当前所颁布的与医疗卫生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来看，任何一个医疗机构都具有此种职能；第二，承担高等医学院校学生的实习和临床教学的职能。
二、对医疗机构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因隐私权所产生纠纷呈上升态势原因的分析
经过笔者与医院管理层和一线医师的交流，发现他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医生们的观点大体如下：
第一类，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意识在逐渐提高，而医生在对患者实施诊疗行为及带教时，还在延续着老的方法和思路；
第二类，患者一旦选择到附属医院或临床教学医院看病，就等同于默认了其会配合医院的教学职能，因此有些患者主张权利，显然没有道理；
第二类，患者在滥用自己的权利。如果患者到具有临床教学职能的医院来看病，如果个个都强调自身所享有的隐私权，那么医学科学如何发展？国家如何培养医学科学的专业性人才？患者应当考虑到附属医院和临床教学医院的临床教学行为，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是为了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我们认为，前述几种观点的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法学的角度看，前述观点还有继续商榷的余地。
根据民法理论，除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之外，任何民事主体不得推定其他民事主体未予明确的意思表示为“默认”。果真如此，则等同于任一民事主体均可对他人享有设定民事义务的权力，这种做法与民法的基本理念——民事主体之间具有平等的地位显然不符。
当患者来医院检查身体或治疗疾病时，不管是在门诊进行诊疗、还是在急诊进行抢救或是入住医院进行治疗，都与医疗机构之间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一般情况下患者和医疗机构之间是存在“对价”的。此种“对价”就是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医患双方所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就患方而言，患者应如实地向医师陈述自己的病情并支付相应诊疗费用；就医方而言，医师应当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为标准，对患者实施诊疗行为。
从患者所享有的隐私权角度来看，其面对自己的经治医师如实陈述自己的病情，是为了使其自身更大的利益——生命健康权得到保障，而放弃了自己所享有的针对自身所患疾病这一个人隐私的隐私权。但是，从医师或者医疗机构的角度来看，这应当被视为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患者作为一方合同主体为了医师实施诊疗行为所给予的配合。根据医疗服务合同的性质进行分析，这是患者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所应当承担的合同义务，非如此不能达到医患双方订立医疗服务合同的目的，这是患者在与医疗机构订立医疗服务合同之后，依据医学科学，为了医疗服务合同订立的目的，在客观情形下、针对特定的对象、自愿的缩小了其自身隐私的外延。因此，不能据此认为患者来到医院看病就不享有隐私权。
如前所述，患者缩小自身隐私的外延的行为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是必须的。但此种必须的前提是患者自愿，并且是针对特定对象的自愿。根据民法理论，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除患者的经治医师、护士为了合同的目的有权要求患者如实陈述及配合之外，任何人都不得侵犯患者的隐私权。如前所述，患者的隐私权只能由患者自身决定是否部分放弃或完全放弃。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医疗机构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为宗旨”。这一条文，明确指出了医疗机构被设立的目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家扶持医疗机构的发展，鼓励多种形式兴办医疗机构”。结合此条例所规定的第三及第四条的规定来看，不管是公立医疗机构也好，还是私立医疗机构也罢，只要是医疗机构就都具有为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
根据前述对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附属医院所具有的临床教学的职能，是由设立它的高等医学院校（或系）所下达的，笔者认为，附属医院所具有的临床教学的职能，是附属医院的“职务行为”。而对教学医院的概念界定后，我们可以看出，某一个医疗机构如果成为一个教学医院，其应当经过的程序包括：１、由卫生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评审；２、在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由医疗机构与高等医学院校（系）进行协商。在前述两个程序完成之后，医疗机构才能在除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之外具有临床教学的职能。由此可以看出，医疗机构所具有的临床教学的职能，并非其被设立的本来目的。教学医院所具有的教学职能，是其在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并经行政部门审批后，与高等医学院校（系）经过协商之后所取得的。因此，这就等同于医疗机构与高等医学院校（系）之间形成了一种无名合同，在此一合同之中，教学医院所具有的此种教学职能是根据双方的约定或者惯例，其所应当负担的一种合同项下的契约义务。
根据合同法的理论，合同具有相对性，在合同项下，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均不涉及除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因此，医学人才的培养，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等事项的约定，只能认为是签订这一无名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这一合同的目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医学科学的发展确实能够让普通人受益，那么能否认为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所具有的临床教学职能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呢？由我国当前法学学者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的研究来看，尚没有形成一种通说。我们认为，所谓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可以通过一定的行为在短期内确实实现且能够为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有的诸多具有社会公益性的设施、产品或服务。因此，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医学科学是一种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某一方面（在本文特指公共医疗卫生）的实现所为的一种必要的行为，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医学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以及临床教学中，过分强调前述任何一种权益都不恰当。
通过前述的简要的分析，笔者以为，当前对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因隐私权所发生的纠纷呈逐渐上升态势的原因，应当是对患者所享有的隐私权、患者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自愿缩小其自身所享有隐私外延行为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理解上的偏差所造成的。我们呼吁患者应当从社会公共利益角度对临床教学的行为给予支持，而医疗机构则应在充分尊重患者隐私的情况下安排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恰当地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从自然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的角度来看，此种权利应当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但从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一个社会要正常有序合乎理性的向前发展，就必须要对自然人所享有的那些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给予合法并且合理的限制。两者之间所存在的此种矛盾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所要作的是如何准确把握一种“尺度”，既不允许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侵犯自然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也不允许自然人以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为理由来藐视社会公共利益的存在。
就隐私权与临床教学之间所产生的问题来看，本质原因正是如此，这是一个永远值得我们探究和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