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加强防尘防毒工作的决定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强防尘防毒工作的决定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八日发布）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一贯坚持安全生产的方针，重视对生产中粉尘和有毒物质
危害的防治工作。为保障职工的安全和健康，先后颁发了有关的规定和条例。各地
区、各部门也做了许多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尘毒危害仍然十分严重。
全国有不少企业大部分作业场所的粉尘和有毒物质在空气中的含量都高于国家规
定的卫生标准，严重危害职工的身体健康。 粉尘危害严重的行业， 如煤矿、金属
矿山、建筑材料、玻璃、水泥、陶瓷、耐火材料、石粉、石棉、铸造和隧道开凿等，
职业病更加严重。这不仅严重影响职工队伍的稳定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在政治上
也产生了不良影响。这种情况决不能任其发展下去。
为了加强对防尘防毒工作的领导，保障职工的安全和健康，以提高经济效益，
有利于四化建设，特作如下决定：
一、 今后各地区、各部门的基本建设项目和全厂性的技术改造，其尘毒治理和
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审批，同时施工，同时验收、投产使用。
各级计划部门和各有关主管部门，在编制和审批《基本建设工程项目计划任务
书》和下达投资计划时，必须同时提出防治尘毒和安全设施的要求。
设计单位在建设工程项目的初步设计中，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编写安
全和工业卫生专篇，详细说明生产工艺流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性危害和应采取的
防范措施及其预期效果等。
有关主管部门应将初步设计送同级劳动、卫生部门和工会组织审查同意后，方
可进行施工设计。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各地区、各部门组织工程竣
工验收时，必须要有同级劳动、卫生部门和工会组织参加。各级劳动、卫生部门和
工会组织要认真进行监督检查，凡不合要求的不予验收，不得投产。
中外合资企业、补偿贸易企业的工程项目，也要按照上述规定办理。
二、 各级经济主管部门和企业、事业主管部门，对现有企业、事业单位进行技
术改造时，必须同时解决尘毒危害和安全生产问题。对尘毒危害严重的企业、事业
单位，要结合城市规划和工业改组，制定短期和长期计划，并区别情况采取下列措
施：
⒈对城镇中有严重尘毒危害作业的小型加工企业，应合并集中，尽量采用新工
艺、新技术、新设备，定点专业化生产。
⒉企业、事业单位治理尘毒危害和改善劳动条件的经费开支渠道如下：
（１）继续贯彻执行国务院批转原国家劳动总局、卫生部关于加强厂矿企业防
尘防毒工作的报告（国发〔１９７９〕１００号文件）的精神，每年在企业提取的
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资金中要根据实际情况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改善工人的劳动条
件。如资金仍不敷需要，企业可从税后留利或利润留成等自有资金中补充一部分。
（２）企业为治理尘毒开展综合利用的项目所产产品实现的利润，可按财政部、
原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关于工矿企业治理“三废”污染开展综合利用产品
利润提留办法的通知》（〔７９〕财企字７０７号、〔７９〕国环字４７号文件）
中的规定执行。
（３）事业单位应从事业单位经费包干结余和预算外收入中解决，不足部分由
当年事业费中调剂解决一部分。
（４）集体所有制企业，应从更新改造资金中或从税后利润中解决。
⒊鉴于当前尘毒危害严重，防护设施遗留问题较多，各级经委和企业、事业主
管部门应组织力量对所属单位的防尘防毒工作进行一次检查，提出改进措施，并从
各自集中掌握的更新改造资金中拨出专款，重点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的企业尘毒危
害问题，对那些工艺落后、尘毒危害严重、经济效益低，在近期又无力进行技术改
造的企业，应当下决心关、停、并、转。
三、 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粉尘作业或扬尘点，必须采取密闭，除尘等综合
防尘措施或实行湿式作业。严禁在没有防尘措施的情况下进行干法生产和干式凿岩。
四、 严禁各企业、事业单位或企业、事业主管部门转嫁尘毒危害。不得在没有
防尘防毒设施的条件下，将有尘毒危害产品的生产和加工， 外包、 扩散给集体所
有制或乡镇企业。已经外包或扩散的，应由发包单位负责技术指导，解决防治措施。
今后凡因未采取有效措施转嫁尘毒危害，未向承包单位说明危害情况的，应对发
包单位负责人严肃处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乡镇企业、街道企业在没有防尘防毒措施的条件下，禁止从事有尘毒危害的作
业。
五、 凡从国外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在生产使用中产生尘毒危害的，必须同时引
进或由国内制造相应配套的防尘防毒技术装备，不准削减。这些技术装备若由国内
配套制造，必须同时纳入计划，落实生产单位，与主体工程同时安装和投产使用。
国内生产的设备，在工艺设计上必须符合国家有关防尘防毒规定的要求。企业
主管部门要严格把关，凡不符合国家规定的，一律不得生产、不准出厂。
六、 加强防尘防毒的监督检查工作。各级劳动部门、卫生部门和工会组织，要
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积极开展工作。
劳动部门、卫生部门要建立健全监察制度，充实监察监督人员，配备检测手段，
帮助企业、事业单位制定、落实治理尘毒的技术措施。对违反规定，尘毒危害严
重的企业、事业单位，要给以经济制裁并限期改进。情节严重者，由当地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
当生产中出现影响工人生命安全的情况时，工会可支持工人拒绝操作，工资照
发。
各级卫生部门对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职业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进行卫生
监督和卫生学评价。
宣传部门要加强对治理尘毒工作的宣传，把宣传治理尘毒和防治职业病危害作
为评价企业、事业单位管理好坏的一项内容。
七、 各地区、 各部门要加强防尘防毒工作的领导， 把这项工作摆到重要的议
事日程上。在切实改善劳动条件的同时，对生产管理人员，工人群众要加强安全技
术，劳动卫生和防尘防毒知识的培训和宣传教育工作，提高职工的安全技术素质。
搞好劳动保护工作是发展生产的重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文明生产的一项基本内容，
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的领导必须作为重要事情来抓，绝对不能等闲视之。
请各地区、各部门将本决定的贯彻执行情况，一九八五年六月底前向国家经委
作一次专题报告。
法治理想与理想法治
何旺翔
法治之理想需要以理想之法治加以充实，而理想之法治只有在法治理想的驱动下才能得以实现。
一、法治—社会主义现阶段的重要理想目标
所谓法治应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① 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是一种民主的治理模式。与法治相对应的是德治，其乃是指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的实现。② 法治之理念起源于西方，其根源于古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之人性恶论。柏拉图在其著作《法律篇》中就提出了“服从法律的统治”的理念，而随着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人们更以追求事实上的平等和独立为目标；而基督教哲学的人性恶理论促使西方人优先选择客观公正的法律而非主观性强的道德作为社会的治理准则。古代中国的先秦哲人也曾提出过“法治”之思想，但纵观中华历史，人治乃为主流。因为传统儒家 以“礼法结合，德主刑辅”为其法律哲学，同时其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君主才能治理好国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治的结果是专制，是社会运作的极度混乱和低效，因为个人的命令主宰了一个国家全体人民的命运，因为整个社会缺乏一套统一的治理规则。
那么德治呢？德治之“德”是个人之“德”还是社会整体之 “德”？若为个人之“德”，那么其本质上就是一种人治，其与中国传统人治理念毫无本质差异，只不过于现今社会其有一套相应的选拔机制更加保证了德治者具有高尚的道德，这与世袭制相比显有进步，但难免百密一疏，而且人在不断发展变化，今天的我还是明天的我吗？德治之“德”若为社会整体之“德”，也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高尚之道德情操，那么可以说这种德治是全体社会成员道德的统治，应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治理模式，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且他们知道自觉的去遵守相应的规则，这比法治要进步的多，但这未免太过理想化了。于现实看来，中国不具有这样的大土壤，这种德治毕竟离我们太遥远了，其只不过是我们的最终理想，而法治才是理想的现实。
如果说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纲领，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最低纲领。与此相对应，德治（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统治）就是我们的最高纲领（理想目标），而法治就是我们的最低纲领（理想目标）。因为共产主义社会虽然仍然有“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笔者注：即一种全体社会成员公认和共同遵守的道德），但它不是法，因为它没有法所特有的阶级性，就像原始习惯一样，只是一种公共生活的社会规则，而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将与国家一起消灭在共产主义的实现过程中③；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完善，需要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而这一切都必须与法治社会的构建为基础，必须与法治模式的完善为契机。因此应该说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重要理想目标，但它不是我们的终极理想目标。
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理想的法治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那么该如何理解法治的内涵呢，也即我们理想的法治是什么样呢？对于法治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解。一种把法治看作实现国家秩序或社会治安的手段（笔者注：东方法治观），另一种认为法治的核心内容是基于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需要而对国家权力施加必要的限制（笔者注：西方法治观）。④
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法治模式，因为我们有着自己的社会现实；我们亦不可因西方思潮的大举“入侵”而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以维护民族特点为借口而一概否定西方文明的科学合理性。我们只有在强调自我或本土的经验基础的同时也强调他者或域外的经验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以保持自我在与他者相遇时的精神结构上的弹性和开放性，避免偏狭和冥顽不化。⑤ 我们应该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在激进革命后留下的大片制度空白，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在于制度的构建，秩序的建立，而非简单引进西方法治理念而空谈公民权利的维护，因为没有秩序、制度的建立，权利的保障是不现实的；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是一个关系秩序社会，有“关系”者可以获得第一手信息资料，也可以拥有优先的发言权，因此信息渠道的通畅化、透明化，才是实现民主，实现法治的关键。因此我们要加强立法，要提高司法与行政的透明化。总而言之，制度和秩序的建立才是当务之急。
依西方传统法治理念，法治的构成包括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形式要件即法的普遍性，实质要件即法的优良性。就此而言，我们似乎离法治已经很近了，因为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有了相对系统的法律体系，而且我们还在不断完善这一法律体系。不仅如此，我们的法律不但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而且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创新。法的普遍性和优良性似乎在我国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有再好的法律，再好的制度体系，其得不到切实有效的贯彻，那也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是有法可依，但却未必有法必依；是有法必依，但却非执法必严。就浅层原因而言即是缺乏严格公正的执法理念，但就深层诱因看来关键在于缺乏专门化的法律职业群体，执法人员、司法人员的素质的确有待提高。这种素质不仅仅是理论素养，而更应是道德素养。因此，形成全面的执法、司法人员培养体系，构建公正合理的选拔机制，才能不断优化执法、司法人员队伍的素质，才能做到真正的公正严格执法，而这一切并不是靠上两次课，搞几次培训班就能做到的。
我们理想中的法治状态，许多法学家已为我们进行了很好的理论构建，但构建在于实践。单纯的批判是不够的，因为若无构建，我们也就没了批判的目标，我们总不能老去研究西方各国法治模式的优劣吧。但单纯的构建也是不够的，因为单纯的构建是僵死的，只有在构建中批判，在批判中构建，才能不断推动法治的完善，不断向前发展。而我们批判与构建的精神动力就来源于我们的法治理想。
三、结语
法治理想的确立与理想法治的构建是互动的。在法治理想的驱动下，我们寻找出西方传统法治思想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契合点，并希冀在此基础上建立我们理想的法治。法治是我们于现今作出的必然选择，其理应成为我们崇高的理想目标，而构建和批判正是我们为实现这一理想而进行的有益努力和尝试。
注释：
① 张中秋等著：《法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② 张中秋等著：《法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③ 张中秋等著：《法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④ 季卫东：《法治中国的可能性》，《战略与管理》第４８期。
⑤ 季卫东：《法治中国的可能性》，《战略与管理》第４８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