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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政府采购模式尚存缺陷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发表时间：2005年5月27日
作者： ■谷辽海

选择什么样的采购模式更有利于控制和规范公共消费行为，管理好公共资金，提高采购效率，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尽相同。

美国政府采购模式分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两种。采购金额在２５００美元以内的实行分散采购，采购金额在２５００美元以上的实行集中采购。韩国在中央政府设立采购供应厅，是世界上实行集中采购模式的典型代表。我国香港地区政府采购也实行集中采购制度，只有小额物品由各部门分散采购。

对于分散采购模式，我们都不陌生。过去，我国长期实行各部门、各单位自行采购的模式。而集中采购模式，是指本级政府各部门所需要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由本级政府所设的集中采购机构统一实施。相对于分散采购来说，集中采购有自己的明显优势：一是有利于充分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实现物有所值的目标。二是增大采购规模和效率，降低成本，形成买方市场。三是有利于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和管理，防止暗箱操作。四是有利于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实现公共政策目标。五是有利于提高政府采购技术水平，向专业化发展，减少重复采购和浪费。但是，集中采购也有其局限性，缺乏灵活快捷，不能很好地满足使用部门的需求。

政府采购模式的选择，实质上是对政府采购效益和效率的选择问题。根据政府采购两种模式的各自特点，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七条规定，政府采购实行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按照现行法律，凡是未被纳入集中采购目录以内、达到限额标准以上的采购对象，仍由各部门、各单位实行分散采购。据笔者理解，实际上，我国分散采购的还有许多尚未达到限额标准的采购项目。例如：《中央预算单位２００５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规定，除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部门集中采购项目外，各部门自行采购达到５０万元以上的货物和服务的项目、６０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显然，在限额标准以下的采购对象，如果未被纳入政府采购目录，一方面是属于部门有权力自行采购；另一方面也是属于法律的真空地带，效力范围之外。可见，政府采购法还是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实践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也是灰色交易频繁曝光的重大建设项目，往往都发生在分散采购领域。由于没有法定义务将采购项目交给集中采购机构，采购人也就有机会与以营利为目的社会中介机构招标公司进行“合作”，提高采购预算和中标价格，从中赚取巨额的回扣和酬金（一般为２０－４０％）回报。

可见，法律的缺位为公共权力设租人和寻租人提供了“合法”的交易场所。根据政府采购法第十八条规定，采购人采购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必须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财政部出台的行政规章，将集中采购又分为政府集中采购和部门集中采购，规定后者可以委托社会中介招标采购机构进行代理，所出台的《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中，特别列出了部门集中采购的范围，其实质就是分散采购。

笔者认为，这种划分，严重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部门集中采购也是属于政府集中采购，为维护法制统一，必须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由于行政规章严重违反了上位法的规定，２００３年我国集中采购规模为１０２５亿元，占采购总量的６１％，然而自去年开始，我国的集中采购规模明显出现被逐渐压缩而分散采购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愈演愈烈。这一现象的出现，除了行政规章突破法律框架之外，还有行政自由裁量权不受任何约束，导致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的定义越来越不确定。只要各单位、各部门有“特殊需求”的申请，监管部门就可以批准为部门集中采购，也就可以合法地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政府依法设立集中采购机构就是要落实和推行集中采购制度，将原来分散在各采购人的采购权依法集中并赋予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来统一行使和统一规范。然而，与立法初衷相违的是，采购制度实施后，招标代理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快速发展壮大，与各级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并驾齐驱，形成了以营利为目的招标公司与非营利为目的各级集中采购机构共同代理政府采购业务的局面。前者虽然不属于我国政府采购模式之一，但法律没有禁止其代理政府采购业务。这样一来，我国政府采购的组织形式客观上也就包括了三类主体，即集中采购机构、各部门采购机构、以营利为目的招标公司。后一采购主体的业务量远远地超越了各级政府采购中心。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世界上一些政府采购制度比较成功的国家，很少有以营利为目的社会中介机构代理政府采购业务。由于中介机构依附于公共权力部门，行使着采购人的权力，客观上又躲避了法律的监督，从而演绎了一场场暗箱操作的黑幕，严重损害了政府采购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为了规范政府采购的组织形式，我国的立法应禁止中介的招标公司代理政府采购业务。或者通过公开招标的政府采购方式选择几家社会中介机构代理政府采购业务。?(５)?


因标的物权属争议引起的财产保全异议，是实务中的多发性问题。由于法律规定不甚明确，在相关法条的适用与处理上还有探讨的必要。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案外人提出财产保全异议时应当适用哪些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了“当事人对保全或者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一十条规定了“对当事人不服财产保全、先予执行裁定提出的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应及时审查。裁定正确的，通知驳回当事人的申请；裁定不当的，作出新的裁定变更或者撤销原裁定”的救济程序，两者都不涉及案外人异议。但是，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三条有关执行分工的明确规定看，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案件中作出的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裁定，由审理案件的审判庭负责执行。因此，作为法院执行依据之一的财产保全裁定的执行，应当适用民诉法有关执行程序的规定。而对财产保全异议的处理，理当要从民诉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所构建的程序性和实体性执行救济制度二元体系中寻找依据。

然而，在案外人以财产保全标的物权属主张为基础，对保全提出异议并要求解除错误保全的情况下，似又存在“执行行为违法”与“执行标的”异议事由上的交叉竞合，进而产生法条适用分歧。对此，有观点认为应尊重案外人的选择权：如果目的仅在于排除违法的财产保全，适用民诉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即可；如果目的还包括标的物权属争议的解决，则适用民诉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处理。也有观点认为，案外人异议和异议之诉程序蕴含着解决程序上执行异议理由的可能，可在解决实体争议时一并解决由此引发的执行程序违法争议，方便执行当事人、案外人，符合诉讼效益和执行效率原则。故只要异议请求涉及实体权利的权属确认，进而排除法院强制执行行为的，不管法院的执行行为是否存在违法情形，应告知其提出案外人异议。反之，则应告知其提出执行异议。笔者认为，对于实体法意义上的执行而言，后一观点是可取的。所谓实体法意义上的执行，是指法院对执行标的采取执行措施实现申请人实体性权利的行为。但财产保全则不同，其异议的处理应当适用民诉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主要理由是：

其一，财产保全是一种旨在通过行使程序性权利来保障当事人可能存在的实体性权利的措施，权利的程序性是其本质属性。因此，对案外人的相关权利救济也应当充分体现程序性特征。而由异议处置、复议程序及内在的程序性形式审查标准构成的权利救济模式正好符合这一点。反观民诉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其针对执行标的的异议和异议之诉，解决实体性执行争议的立法意图非常明确。因此，无论财产保全异议事由是否涉及实体权属确认，都应当适用程序性的执行救济规定处理。

其二，从民诉法第二百二十七条针对“执行标的”异议的立法意旨考察，本条中的“执行”具有实体法上的意义，不仅包括调查性和控制性执行措施的运用，还涵盖对执行标的实体权利的处分性执行。执行标的也称执行客体或对象，是依执行依据用以满足权利人的，义务人所有的财产或行为。因此，对财产的执行就必然要采取处分性执行措施，涉及财产的实体权利处分。而财产保全只是案件审理过程中特定利益平衡考量下的程序性执行控制措施，显然不属于实体法意义上的执行，所涉财产也不构成实体法意义上的“执行标的”。因此，无论财产保全异议是否涉及财产权属争议，都不应当适用实体性的执行救济规定。

其三，适用程序性执行救济制度处理财产保全异议，并不阻却利害方另外寻求救济途径解决实体性纠纷。比如：法院审查案外人的执行异议后认为理由成立，裁定撤销原保全裁定的，原保全申请人可基于特定的诉益对原被申请人与案外人提起合同无效、撤销或财产确权等诉讼，并可在新诉中再次申请财产保全，防止保全撤销后相关财产或权利被突击转移或处分，导致原案的生效文书沦为法律白条。


（作者单位：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